上世纪50年代初，十八军奉命筑路进西藏。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其简陋的作业条件和超乎想象的施工难度，某部二连官兵气壮山河、誓言铮铮：“我们的战士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攀上状如刀削的陡崖，悬空打眼放炮，艰苦奋战两月，终于在“飞鸟难过的皮康崖”上修出了公路。筑路中，不断有人累死、冻伤，几乎每前进一公里，就要躺下一名烈士，但苦累和死神吓不倒英勇顽强的筑路大军，他们在困难重重的筑路工地上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仅两年多时间，就修筑了一条长达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架起连接汉藏人民的“金色飘带”，第一次将路基筑上世界屋脊，第一次将汽车开进拉萨，创造了空前的历史壮举。这种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血与火考验、生与死较量的战场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在一次战斗中，某部二连六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向密如蛛网的敌军地堡发起攻击，阳廷安冒着枪林弹雨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战士们前仆后继，同仇敌忾，血战到底，连克7座敌军地堡。全班8名战士，7人壮烈牺牲。六班和五班一起攻克敌军地堡27个，打死和俘虏敌军55名，缴获火炮3门，各种枪支59支。一位前线指挥员眼含热泪说：“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的部队有了这股劲头，世界上的任何敌人只要胆敢来犯，我们就能坚决歼灭它。”

1963年2月19日，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奉命进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进入会场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叮嘱他：“千万别漏了那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你们的发明，也是我们全军部队的政治优势。”果然，当张国华说道，战胜敌人，“我们的战士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时，毛主席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完，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张国华连连摆手说：“不是我，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又说，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1965年11月6日，总政治部发文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正式向全军提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要求。1969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再次肯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此，这一战斗口号便在全国、全军叫响，激励全国军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强敌。半个世纪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口号，始终成为部队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前进号角。

为什么这句口号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能够激起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一兵的广泛共鸣？

因为它高度浓缩了我军英勇善战的光辉历史，是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断战胜困难和强敌的精神武器。可以说，我军80多年的光辉战斗历程，都集中体现了这种“革命加拼命”的战斗精神。难怪当毛主席将“两不怕”革命精神的发明权归在张国华名下时，张将军却推辞说：“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0多年来，我们手握这柄精神利剑，威震敌胆，斩妖除魔，创造了一个个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争神话，把一支相对落后的人民解放军建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因为它喊出了我军特有的战斗精神。“夫战，勇气也。”古代兵法家把“忠勇”纳入武德要义，认为无气不足勇，少气不成师。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我们充分地认识到，精神和意志是支撑信念、迸发激情、克敌制胜的利器和法宝。“不怕苦”，就是无论遇到多么难以忍受的困难，都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决不被其吓倒；“不怕死”，就是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或危险，都有压倒他们、战胜他们的英雄气概，关键时刻，毫不退缩，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勇者所至，荆棘让道。培育战斗精神，首要的是唤醒和激活潜藏在军人骨子里的血性与锐气，就像“阳廷安班”那样，高呼“两不怕”战斗口号，奋不顾身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如果我们连苦难和死亡都不怕，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今天，在成都军区某师师史馆，那个写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口号的条幅，尽管因为年久而泛黄，但是它就像一团永远燃烧的烈火，让一茬茬官兵一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革命前辈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壮丽场面，一想起它，就点燃了胸中无穷无尽的战斗激情。这八个字，已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精神高地，悄然无声地塑造着部队官兵坚强不屈、英勇顽强、锐不可当的精神风骨。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考验，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两不怕”战斗精神，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新要求，引导官兵牢固树立革命英雄主义的苦乐观和生死观，在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培育战斗精神，进一步坚定敢打必胜、决战决胜、战无不胜的信心和决心。

（赵忠 作者系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