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年12月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没过多久习老就到广东任第二书记，主政广东。我在他的领导下，主管全省的共青团工作。当时共青团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青年深受“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的冲击，社会上思想混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习老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安定团结，集中精力把广东经济工作搞上去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定。

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

1978年起两年多的时间里，习老带领广东在拨乱反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解决“李一哲”（成员包括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平反事宜几次接见他们。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老和吴南生等同志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关心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希望他们配合省委把平反工作处理好，勉励他们“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

2月1日，习老再次接见“李一哲”成员，与他们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三小时。只隔了24个小时，“李一哲”给省委写了紧急信，提出了自己对平反的一些想法。习老于2月3日凌晨再次接见他们，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2月6日下午，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

1979年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研讨会。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老第六次接见了李正天。4点钟后陈一阳、王希哲到会。寒暄过后，习老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搞的那一套。你们来信要求调动工作，我专门召开会议，一件件地处理、落实，对你们的事情，我是很负责任的。你们这么搞，叫我们没办法办事。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老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老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

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

1979年3月28日，青年工人刘国凯等人组织的“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在广州几处热闹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同时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同时立即向习老汇报。他说：这个事要重视，要加强教育，最重要的是不能搞集会，但是又不能采取强制的、简单命令式的做法让他们取消集会，而是要让他们自动取消。必须教育要求集会的青年，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

4月3日，我给习老打电话说：工作已经做完，集会海报也可以撤下来，但他们有一个要求，请省委领导和他们见面。习老说：你们只要工作做好，他们态度明确，集会不召开，你们谈完，我们就可以见面。

当天晚上10点30分，习老和杨尚昆等同志接见了“学会”主要成员和《未来》编辑部成员。习老一上来就表扬他们：你们还是按照省委的要求，顾全大局的。但是话锋一转，他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现在广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拨乱反正、安定团结，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如果违反了、脱离了这个前提，就是歪门邪道。年轻人要顾全大局，为广东建设贡献青春。他讲完，大家一致鼓掌。经团省委与“学会”进一步协商，“学会”撤销了集会“公告”，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

第二天凌晨3点，临走时，习老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使命啊 ！”4月4日傍晚，取消集会的公告果然又经组织者的手张贴出来，一场很可能导致动乱的集会，就这样在以习老为首的省委领导下，春风化雨般静悄悄地平息了。

对干部首先要保护，批评教育要从严

1990年，习老在深圳视察，就法律、纪律的问题，专门与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纪律严字当头，但也要宽以待人，一个人犯了错误要给他空间改正，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倒掉一个却很容易。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作为纪委书记，也要刀下留人呐！”他嘱咐，有些事要深入调研，不要凭一封匿名信就定论，凡是匿名信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党的历史上是有过严重教训的，杀人之前要通过纪检会。他认为，对干部首先是要保护，批评教育要从严，处理则要从宽。我向他汇报说市委定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方针是立法、教育、办案。他听了点点头，说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