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努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一大批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要工程，为后来形成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重要物质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站在21世纪新的时代高度，回顾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自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实现工业化，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从洋务派创建新式工业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到孙中山制定《实业计划》，提出修筑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在我国华北、华中、华南沿海修建世界级先进水平的海港；再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制订《重工业建设计划》，提出兴建钢铁﹑冶炼等大、中厂矿，均表达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追求。但是，在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统治时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由于统治者及官办企业的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上述设想均一一幻灭！自清代末年就筹备修建的川汉铁路，拖了近半个世纪在四川全省连一寸铁路也没有建起来。

直到新中国成立，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这一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领导下得以实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毛泽东是20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伟人！他的名字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回顾历史不应忘记，新中国刚成立时建设的起步维艰。由于100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的摧残，新中国刚成立时旧有工业的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1949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仅占27.3%。[1]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2]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54年说过一段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把握和符合中国实际的创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领导层在考虑国家工业化战略问题时，曾有过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等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主张。然而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凸显了中国工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落后带来的制约和影响。面对拥有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存在的极大差距，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工业化建设，不断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此同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实现工业化，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不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51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文件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有个概括：“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4]1953年6月，在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5]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中央领导层在历史发展重要时刻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

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粮食的投入。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粮食更多。而在我国，土改后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制约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很难满足城市和工业对资金、粮食和农产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为了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党和政府逐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对此，毛泽东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工业化建设在转变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不仅稳定了市场，而且基本满足了工业化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我们党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清楚，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作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蓝本，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单一公有制、市场调节作用受到限制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

怎样看待这些失误和挫折？怎样认识当年改造与后来改革的关系？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一些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怀疑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搞错了，甚至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有人看到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对当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持否定态度。这使我们联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讲的一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谈论历史，评价前人，和这些日常谈人论事的道理一样，历史发展从来没有、也不会像长安大街一样笔直平坦。谈论历史、评价前人时，如果以有没有犯错误、走没走弯路作为标准，看法难免简单、片面。正确地谈论历史，评论前人，不仅要看有没有犯错误、走没走弯路，更重要的应看有没有历史性贡献、是不是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仅就认识发展规律而言，犯错误、走弯路，正是后来找到正确发展道路必不可少的认识环节。基于这一点，我们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是什么、应该怎样搞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成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甚至后来出现的挫折和弯路，正是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后来找到正确道路必不可少的认识过程。这就是当年改造与后来改革的关系。

还应看到，在“一五”计划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体现在重点建设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这156项重点工程，无论就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长期积贫济弱的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项目的建成，不仅为工业化打下冶金和制造业的基础，推进了国防实力的增强，为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开辟了一条从无到有实现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途径，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民族复兴打开了通道。所以，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否定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开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进一步开拓创新而形成的。

第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学习苏联的经验，同时，也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苏联模式暴露出一些问题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们党试图摆脱外国影响、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确。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具体有：1.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他认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6]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3.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必须共同发展，以改变旧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4.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同时尽可能多争取一点外援。5.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6.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7.兴办农村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毛泽东提出要将发展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结合起来，兴办农村工业。在政府的支持下，社队企业虽在一段时间里受到限制，但是，后来迅速发展，为以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8.提出实现工业化还只是第一步，更高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上述思想认识的不断形成，使党朝着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逐步积累起领导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经验。在我国工业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清晰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于调动全国人民的建设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

第三，领导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中国与世界大国存在的巨大差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工业化建设上，毛泽东不仅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7]因此，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奋斗目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不等于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先后三次从苏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对外引进使我国学习、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国家遭遇严重困难，苏联撕毁协约、撤走专家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全国凝聚起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力量。在工业战线，出现了大庆油田这样的典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在一片荒原上风餐露宿，终于打出石油，使国家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科技战线，出现了以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批在海外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待遇回到国内，在海拔3200米的戈壁高原上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作贡献。在农业战线，出现了大寨、红旗渠这些穷山沟里的农民，他们在大灾之年向荒山开战，让河水改道，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实现了粮食丰收。在这些为了国家富强而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身上，体现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特有的精神风貌。1960年、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后说：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人民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些成就已经可以让全世界震惊。回顾这一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是毛泽东以他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和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大目标，影响了几亿中国人，形成了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的骨干力量，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5％。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5．2％（1949仅占17%）。工业化促进了国防现代化。人民解放军从原来只有单一步兵的陆军，发展成有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先后发射成功。这些建设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历史，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后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变化剧烈的环境中，坚持走独立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回顾毛泽东与新中国工业化奠基的历程，我们想起毛泽东在1956年纪念辛亥革命45周年时说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8]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发展表明，毛泽东预言的“大变”已经成为现实。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且在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愈发感到，在毛泽东时代开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之路，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是在新世纪继续开拓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

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有37个年头了，但是，他毕生奋斗为国家、为人民留下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仍在惠及后代子孙；他的思想、精神，仍在激励着后来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他的影响，超出了他生活的年代，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1][4]《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历史》第二卷（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198-199页。

[2]胡绳主编：《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73页。

[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157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