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常有一些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议论，诸如朝鲜战争是怎样爆发的，中国该不该抗美援朝，停战可否提前实现，志愿军的伤亡情况，抗美援朝的得失等，这些议论涉及许多重要史实，如何认识抗美援朝，还是要实事求是。失之偏颇，必然流于浅薄。我是一名志愿军老战士，从1950年10月到1958年10月，整整8年，一直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头两年任统计员，1953年起任参谋，直到志愿军最后撤军回国，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虽然是一名小兵，但总有一点儿亲历的见闻和体会，回国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做了一点儿研究。我认为，抗美援朝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里，谨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体验和研究，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关于发动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决策

首先必须弄清，发动朝鲜战争和决策抗美援朝，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码事，面临的形势不同，决策者不同，目的也不尽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种意见说，发动朝鲜战争，是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干的，或者说毛泽东也参与了发动朝鲜战争的决策，因为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转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坚持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还因为他（毛泽东）“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甚至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这就把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推到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和毛泽东身上。

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快就出现了美苏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大国政治家们纵横捭阖，一方面“损人利己”，制造冲突，一方面又力图把冲突置于可控范围，而不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冷战”。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般认为到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冷战时期才结束），是观察二战后一切国际问题的基本点，朝鲜战争本身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产生的“局部热战”，“热战”过后，冷战依然。因而，说二战后世界就转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是脱离了当时世界形势的实际。

说毛泽东坚持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有一定道理，因为二战结束，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崩溃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削弱了，它们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亚洲来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许多国家，都是在二战后，经过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取得独立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在二战后取得胜利的。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角度来说，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革命与战争年代”，同情和支持与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国家取得独立，毫不足怪。但决不能由此而说朝鲜战争是因为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而有意支持金日成发动的。

实际上，1950年初，毛泽东还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联也正与朝鲜秘密讨论关于以武力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2月中旬，中苏缔约以后，毛泽东回国。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解决国内诸多紧迫问题上，如加紧恢复经济、平抑物价，准备解放海南岛、台湾，进军西藏，社会安定，军队整编复员等。4月，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向南发动进攻，并给予朝鲜大量军事装备，派去大批军事顾问训练朝鲜军队、制订作战计划。5月中旬，金日成遵照斯大林指示，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即将向南发动进攻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毫无所闻，毫无准备，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都在南方，东北十分空虚，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势必造成东北地区局势紧张，东北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对全国经济举足轻重；人民解放军正大力准备解放台湾，朝鲜打起来，势必打乱中国的部署，仓促间如何应对？因而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行动计划提出异议，不表支持，并连夜紧急询问斯大林是怎么回事。斯大林这才回电说金日成的行动计划是经他同意的，只是还要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表面看来，斯大林似乎很尊重他的中国同志，其实他心里早就料定毛泽东不会不同意，因为中苏新约刚刚签订，中国还有很多事依赖于苏联。而且这时朝苏方面估计美国不会干预，也没有要求中国给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断然说“不”吗？所以虽有疑虑，也只能默认了。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这种说法也只是“如果”“也许”而已。试想，在斯大林、金日成已经决定要打，朝鲜人民军已经在三八线集结待命的情况下，这种箭在弦上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是很难改变的。至于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是因为东北军区那时非常空虚，只有一个42军，还在参加农业生产（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2日曾发布《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以减轻国家负担）。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组织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率第38、39、40、42军、炮兵第1、2、8师等共约26万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以防不测，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在边防可能受到威胁时都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而且是在金日成大举南进之后才作的部署，与鼓励或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内战根本没有关系。

抗美援朝，这确实是毛泽东的决策。但毛泽东决不是要搞世界革命而作此决策的。

现已披露的许多史料表明，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分歧。因为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大陆各地还分散着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武装，基层政权还不巩固，经济千疮百孔，民生苦不堪言，亟须休养生息；而美国却是世界第一霸主，经济与军事实力十分强大，正处于巅峰时期，同这样的对手打仗，确实有孤注一掷的危险，或者说，有赌国家之命运的危险。那么，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非抗美援朝不可呢？

当时，朝鲜战争已打了将近4个月，美国第七舰队早就控制了台湾和台湾海峡，麦克阿瑟也亲自“访问”过台湾，把台湾说成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不仅使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行动受阻，美国还可以由此威胁中国大陆；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全线崩溃；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已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10月上旬大举越过三八线，气势汹汹，直逼鸭绿江；美国战机多次侦察和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笔者那时在第13兵团司令部工作，目睹了美机轰炸安东的实况）。这时，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金日成也要求中国出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衡量出兵或不出兵的利弊，认为在美国大军压境的危局之下，国际国内反动气焰高涨，解放台湾不成，经济建设不成，只有横下一条心同美国打一仗再说。但要和高度现代化的美军打仗，谈何容易？为求稳妥把握，必须加强我军装备，并需苏联提供空军掩护，所以又派周恩来、林彪等到苏联反复与斯大林谈判，直到10月13日才最后定下出兵的决心。这无疑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困难、最冒险的抉择之一。

因此，必须把发动朝鲜战争和决定抗美援朝区别开来。没有苏联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在前，也就没有抗美援朝在后；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决策，是在不打这一仗其他一切都无法进行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唇亡齿寒，所以抗美援朝的决策并没有错。

关于斯大林、金日成策划发动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经过，沈志华教授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根据有关各国历史档案，特别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作了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有根据，有深度，有说服力，读者看后，自会明辨。

朝鲜战争1951年就能实现停战吗

有一种意见认为，志愿军打过第二次战役以后，美军遭到惨败，美国决策者在惊恐之余，有通过停战谈判而寻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有些国家在联合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议案，前提是中国军队必须停止在三八线以北。由于中国拒绝了这一议案，提出了过高的条件，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打到了三八线以南，所以错过了这次停战的绝好机会，不仅使战争又多打了两年，多付了两年的损失，还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为“侵略者”。这表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积极，对和平谈判的消极，傲慢而又好斗。

这里且不拿联大议案和中国政府所提条件进行对比。就以联大议案提出的时机和美国政府表态时机来说，为什么美国军队大举北进，一直要打到鸭绿江时，他们从未提出美军应停止于三八线以南，而当中国军队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回去，即将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却要中国军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呢？这是个极不公平的条件。

在联大提出停战议案之前，中国代表伍修权就应邀在联大会议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国台湾的罪行，结果，联大并未谴责美国为侵略者，反而谴责中国在朝鲜的行动为侵略者，这说明，联大决议案是偏袒美国的。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接受联大提案进行谈判，关于撤出外国军队、实现朝鲜南北统一、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美国说台湾地位未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棘手的问题，双方能很快达成协议吗？显然不能。这些问题谈不成，战争必然就还要打下去。还要打多久，一年，两年，谁也无法预料。

一般地说，战争的结局无非两种，一种是有胜有败，败者以接受胜者的条件而结束战争；另一种是不分胜负，经过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而停止战争。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属于后者。但在1951年初，中美双方在朝鲜还只是初步交手，战争的结局如何，还是未知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挥战略和战役的突然性，打了美军个措手不及，取得了前3个战役的胜利，推进到北纬37°线附近，但并没有摸清美军的底，反而因初战胜利而“小”看了美军的实力。美军虽然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打得蒙头转向，慌忙后撤，但经过3次战役，已经看出了中国军队的弱点，所以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变被动为主动。从1951年1月25日起，美军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就开始实施“霹雳行动”，倚仗其装备与火力优势，向志愿军大肆反攻。志愿军欲坚守汉江南岸而不能，只好改为机动防御，且战且退。待美军反攻到三八线附近时，志愿军又发起了第5次战役，在三八线南北形成拉锯，战争出现长期化趋势。只是到了这时，双方才基本摸清对方的实力和底线，都认识到要把对方赶出朝鲜是不可能的，三八线的军事意义不大，但政治意义重大，为双方所必争，所以，只有在三八线附近，基本保持战前态势而寻求停战才是现实的、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条件。于是，双方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

即使如此，谈判进行得也很不顺利。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方竟提出它的海军和空军控制着朝鲜大部海域和空域，这种海空优势，必须在划定陆地军事分界线时得到补偿，因此中朝军队应该后撤，让出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美方。中朝方面指出，地面控制线是双方综合实力较量的结果，美方的无理要求，当然不能答应。于是，美方代表便中断谈判，发出威胁性的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在其他议程上同样也不顺利。就这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一直拖了两年。既然美国还想再发挥它的优势，重拳出击，中国就只得奉陪。这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阵地坚守防御，美军则使出浑身解数，发动了“绞杀战”、1951年夏秋攻势和1952年的“摊牌行动”（即上甘岭战役），结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或者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无奈之下，美国的决策者们终于认识到，再打下去还是“无底洞”，只好就此罢手。1953年7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稍加考察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就可发现，那种认为如果中国在1951年初接受联大议案进行谈判，就能使自己以更有利的条件实现停战，从而使战争进程缩短两年的看法，是没有看清美国的本性，至少是把谈判估计得太简单了，是不现实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朝鲜和平统一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朝鲜至今还处于分裂状态，那种认为“1951年初就能停战”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关于志愿军的伤亡减员情况

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已出版了不少，关于志愿军的伤亡减员数字，因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所以说法不一，甚至相差很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中记述：“自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另非作战减员2.5万余人。”在脚注中对作战减员又细分为阵亡11.6万余人，战伤22万余人，失踪和被俘2.9万余人（见该书第三卷，第461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所著《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在整个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先后参战的部队共有25个野战军（共79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10个坦克团，10个铁道兵师和12个空军师……另外，还有第23兵团的4个师、2个公安师和未列入志愿军序列的东北军区部分后勤部队入朝担任后方支援。上述部队连同战争中陆续补充的兵员，总计有200多万人。除了入朝的正规军以外，还有数十万民工入朝出战勤……”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的人员损失情况是：阵亡11.4万人，医院共接收伤员38.3万人次，失踪2.56万人。由于入院的伤员有些是第二次、第三次负伤，因而在统计上造成重复，伤员总数中又有一部分是非战斗负伤，所以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总数是36.5万人。志愿军除了阵亡外，在医院中因伤致死者还有2.16万人，病死者有1.3万人，总计已明确判定死亡者为14.84万人。另外，志愿军失踪人员中，除了被美方证实已成为战俘的2.1万人外，还有4000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被俘后死亡。”

徐教授的数字与军事科学院的数字基本一致，只有很小的出入，这是因为不同时间、不同部门的档案本身就略有出入，都有据可查。

但有些人认为以上数字不可信，而寻求另外的数字。例如，有人就拿出了这样的说法和数字，说什么“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

这真是骇人听闻！

这一组数字的认定者以为他发现的这些数字才是真实的和权威的，是官方一直忌讳和隐瞒的数字。

笔者也想弄个究竟，找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以下简称《总结》），这是总后勤部卫生部最初于1957年编印，专供军内医务工作者教学研究而用的有密级的一套书（分为《卫生勤务》、《野战内科和卫生防疫》、《战伤外科》、《卫生工作统计资料》4册，这里所说的数字，多引自第1册《卫生勤务》），1986年修订再版，仍为军内发行，对战争期间志愿军的参战人数、伤亡情况、疫病情况、医院设置、救治方法、治疗效果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数字和记述。笔者核对结果发现，上面所说的那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有的在《总结》中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则是被曲解或误读。

关于志愿军参战人数，《总结》是这样说的：“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参战总人数根据军务部门提供的为190万。这是累计数，凡跨过鸭绿江到过朝鲜战地参加过战斗的，不管参战时间长短都计算在内。如前所说，伤病员回国治愈后再入朝者都重复计算。”（《总结》，第315页）这里根本没有出现135万的数字，而是说我军参战总人数累计190万（徐焰教授的书里说200多万），其中有不少是重复计算，例如第50军曾三次入朝，以一个军5万人乘以3，累计就是15万人次。那么，说“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这135万是累计的人次呢，还是某一时段的最高兵力？要知道，在不同时段，志愿军在朝兵力总数是有多有少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出处不清，概念不清，就认定135万，数字能准确吗？

说“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不知这个数字来自何处？《总结》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数字。再说，志愿军也不是一次回国的，1951年，1952年，都有部队回国，也有部队轮换入朝；1953年初，有好几个军入朝，停战前后又有好几个军回国，1954年至1955年，有8个军陆续回国，1958年最后撤军回国的是5个军以及保障部队和机关，哪一批也不是37.2万人。如果是指1958年最后撤军那一批，连37.2万人也不到，只有25万人左右。笔者仔细查看过《总结》一书，全书内容上限起自1950年10月，下限到1953年停战为止，都是讲战争期间有关卫生勤务方面的情况，压根儿就没有谈到部队回国的事情，怎么会冒出来“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这一说法？笔者怀疑，这个数字是用简单的推算而被“造”出来的——即用所谓的志愿军总人数135万，减去减员人数97.8万，只剩37.2万人了。但这么重要的数字，能想当然地乱造吗？

关于志愿军总减员情况，《总结》写道：“在出国二年零九个月的战争过程中，共减员978122人”，其中阵亡114084人，伤员383218人，病员455199人，失踪（包括被俘）25621人（《总结》，第316页）。还有更细的分类数字，这里从略。何谓减员？部队每个月要做一次实力统计，在统计基准日那天，凡因死亡、负伤、因病住院、调出等而不在原单位，比上月统计减少的人员，都叫减员（又分为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但决不能把减员都看成死亡或残废而再也不能返回部队的人，相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能够重返部队的，因此部队的实力统计中，除了减员的项目外，还有归队、补充等项目，有减有增。

《总结》一书对此也说得明明白白：“三年中共救治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者217149名，治愈归队率为56.7%；复员转业93338名，占伤员数的24.4%；因伤死亡21679名，伤死率为5.66%。”（《总结》，第10页）抗美援朝战争中，前后方共有45万余名病员入院，在野战区入院的约占35万人，有40%治愈归队，其余后送回国。在后方入院的约10万人。前后方合计治愈归队率为61.9%，病死率为2.9%。（《总结》，第11页）由此可知，《总结》中所说的减员，除阵亡、失踪者外，其余都是收治的伤病员，反映的是志愿军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总量，而治愈率则是反映他们的工作效果。所以，决不能把“减员”误解为从部队中“消失”，按《总结》统计，一半以上是可以归队的。

夸大志愿军减员数字，并说这是“由于我方采用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是没有依据的。难道45.5万病员也是“人海战术”造成的？第一、二、三次战役，志愿军兵力与“联合国军”不相上下，却把对方一下子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靠的是“人海战术”？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向我军4平方公里的前沿阵地实施“摊牌行动”，先后投入两个多师十几个步兵团、20个炮兵营和坦克营等共约6万人的兵力，比我方的兵力还大，这是什么战术？连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布莱德雷、李奇微、克拉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把志愿军看作“训练有素”，指挥有方，不敢小觑，志愿军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一贯强调要讲究战术，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保存自己，减少伤亡，怎么能说我们采用的是“人海战术”？《总结》明明把总减员区分为伤员38.3万，病员45.5万，怎么能把病员也计为伤员，说什么“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

总之，对那些骇人听闻的莫名其妙的数字，一定要核实、分析，找到确切依据，切不可以讹传讹。

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建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经济和财政非常困难，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又不得不实行“战争第一”的财政政策，国家总预算中的军费支出骤然增加，1950年高达45%左右，1951年高达48%，这当然就要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影响经济、文化建设。据统计，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支出62.5亿人民币，以那时的国力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

但是，还应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由于抗美援朝运动在群众中所激发的爱国热忱，释放出巨大的劳动热情和生产能量，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1950年6月上旬，即朝鲜内战爆发前半个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那时估计要用三年时间才能把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恢复到1949年10月以前的最好水平，所以叫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实际上到1952年底，还不到三年，大部分指标不仅恢复了，而且超过了以前。1953年国家总收入是1950年的三倍多，国防预算支出则只占总支出的22.38%，比两年前占比降低了一半。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已开始编制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打仗的同时，经济获得如此高速发展，堪称奇迹。

有些议论，夸大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说什么“严重损害我国经济建设”，是不符合实际的。否则，三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高速度，就不好解释了。为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正能量，当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增产节约运动和捐献运动，就是证明。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朝关系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有些人批评彭德怀在朝鲜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近年来又有些人强调战争期间中朝双方在指挥权等方面的矛盾，我以为都不切实际。我那时就在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和联司（中朝联军司令部的简称）工作，我觉得双方的合作是比较好的。

战争期间，双方的联合指挥机构有：中朝联军司令部、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东海岸司令部、西海岸指挥部等，都是以志愿军将领担任正职，朝鲜人民军将领担任副职，因为志愿军是战场主力，承担着主要作战任务，所以联合司令部都是以志愿军的指挥机构为主而组成，这样才有效率，有利于作战。联合司令部只管作战指挥，朝鲜人民军的内部事务概不过问，地方事务当然更不过问。

以联军司令部为例，朝方高层指派朴一禹（后来改派崔庸健）常驻志愿军司令部，作为全权代表，朝鲜人民军参谋部作战部再派一个精干的联络组常驻志愿军司令部，作为办事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算组成了联合司令部。一般行动和事务，都归各自的司令部指挥和管理，只有需要两军统一部署、联合行动的重大作战命令及紧急军情通报，才以“联司”的名义发出。事实证明，“联司”的这种体制和职能，精干而有效，既能保证两军作战上统一行动，密切协同，又保持了两军组织上的各自独立、互不干预，是适当而明智的措施。

停战以后，历任志愿军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中朝关系。我曾亲自听过杨勇司令员在一次会上讲，我们必须抓好两件大事：一是搞好战备和训练，不要让敌人把我们赶出去；二是搞好对朝关系，不要让朝鲜人民把我们赶出去。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比在国内更加注意搞好军民关系。有人说“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令人不可理解。至于朝鲜后来的政策如何，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抗美援朝战争无关。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与失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展现了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形象及应担负的责任。

抗美援朝战争是冷战时期最大的一次世界局部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涉外战争。中国是被牵连进去的，不是挑起者或发动者。中国参与进去，在当时的背景下，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还是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我们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现在的观点和语言来表达，就是保卫祖国安全，维护地区稳定，这当然是正义的行动，是一个负责任的有尊严的大国所应采取的态度。

抗美援朝不仅是军事斗争，还有政治外交斗争。伴随战争的，有停战谈判；在联合国，有中国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案；在日内瓦，有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新中国都得以崭露头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打开了良好的开端。

因此，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新中国对亚洲事务和世界事务的话语权，初步显现出新兴大国的形象。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头号霸主美国，它握有海空优势和原子弹这样的威慑力量，但较量的结果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勇敢精神，却以劣势装备把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又在美军的强大攻势和狂轰滥炸之下，固守这条战线达两年之久，迫使美国不得不签署停战协定而结束战争。远东美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他是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他承认“没有胜利”，而规避“失败”一词，就算双方打成平手吧。对中国来说，敢于同美国这样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对抗，不怕他吓唬，打得他只得在停战协议上被迫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激发起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证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三，实现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的一次飞跃式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我军还是单一步兵兵种，特种兵很少，部队装备都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缴获的各种旧杂武器，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极其薄弱。由于战争需要，当时从苏联购进和苏联援助了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较为先进的苏式装备。到战争结束前后，全军步兵部队装备基本上整齐划一，大大加强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新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都达到相当规模；尤其是空军，不到三年就组建了十几个作战师；海军建设也走上新途；军工生产发展较快；现代化军事人才的摇篮——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先后建成；全军大部分部队约200万指战员分批入朝作战，经受了我军历史上最现代化的战争锻炼，大大加速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第四，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也付出了较大代价。

我们在战争中遭到伤亡40多万的人员损失（战斗伤亡36.5万人，因伤致死2.16万人，病死1.3万人，被俘2.1万人，失踪0.4万人，共约42.5万人），其中第二次战役冻伤冻死5万多人（据《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统计，东线3个军冻伤30732人，冻死1057人；西线6个军冻伤20796人，无冻死）；第五次战役后撤时因组织不好，部队间彼此协同掩护不严密，被敌俘去1.7万人，是我军作战史上最大的教训。

总之，只要把抗美援朝战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中去考察，只要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只要回顾一下中华儿女在100年来备受列强欺凌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懑，只要想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党政风气和社会风气的清廉清明、人民精神面貌的激昂向上，就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何等严峻的考验与何等重大的胜利，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打开走向世界的局面、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新兴大国形象的里程碑意义，不难看出抗美援朝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巨大提振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的地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种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抗美援朝是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错误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

来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