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

　　新九阅悉：

　　接十一月祖父冥寿期，由葆（指袁葆华——引者注）代笔之信，甚为感慰。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其中情节，谁也难得揣料。惟至此时，或者也有人料得到了！现在我不妨说一说给你听：一、因你身瘠弱，将来只可作轻松一点的工作；二、将桃媳早收进来；三、你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至于我本身，当你过继结婚时，即已当亲友声明，我是绝对不靠你给养的。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挂念你母亲，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5.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敬祖亦在内），一切废除；6.凡亲戚朋友，站在帮助解救疾病死亡、天灾人祸的观点上去行动，绝对不要作些虚伪的应酬；7.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你就应当不延挨、不畏难的去做，如我及芳宾等你不能顾及的，就不要操空心了；8.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9.凡一次遇见你大伯、三伯、周姑丈、袁姊夫、陈一哥等，要就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每一月要到周姑丈处走问一次，每半月到大伯、七婶处走一次，每一次到你七婶处，就要替她担水、提柴、买零碎东西才走，十九女可常请你母亲带了，你三伯发火时你不要怕，要近前去解释、去慰问；10.你自己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够了！不要忘记呀！我（你）接此信后，要请葆华来（要你母亲自己讲，她的口气，我认得的），请她写一些零碎的事给我。

　　父

　　二月三号（十二月二十三日）笔

　　这是1929年2月3日（农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叔衡从莫斯科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一封家书。1928年，何叔衡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亲人，关心着家里的一切，在信中用朴实的语言表达着他的关爱之情。

　　何新九是何叔衡的养子。1898年，22岁的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叔衡大3岁，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她虽是文盲，却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二人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是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命途多舛，他俩所生的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只留下两个女儿，1908年袁少娥又生了一个女孩，父亲及亲朋友人怕何叔衡绝后，联合起来劝他纳“二房”，以延续何家香火。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事，但何叔衡坚决不答应，说女孩也一样是传代人，并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发起挑战，他将刚出生的三女儿取名实嗣，意为何家的实际继承人。后来实在不愿太过违逆父亲延续何家香火的心愿，便将侄子何新九过继为子。这一点，何叔衡在这封信中向儿子作了明确说明：“我承你祖父之命，抚你为嗣。”并且，他还向何新九进一步解释了过继他的3条缘由，既有何新九自身的身体原因，也有为何新九成家立业的考虑，还有对他侍母终老的期望。如此简明直接地向养子坦白自己的心迹，一方面反映了何叔衡坦坦荡荡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使何新九明白父亲的心意，拉近父子二人的关系。

　　何新九虽然是何叔衡遵从父命过继来的养子，但是何叔衡对他的教育却很耐心、细致，认真负责。信中给何新九交代的10件事情，看似很琐碎，但都是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的方法和原则。第一，做事要未雨绸缪，为长远打算。何叔衡在信中嘱咐新九的“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打长要喂一个猪”等，都是为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做准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反对一切封建迷信。何叔衡要求何新九在家里废除包括敬祖在内的“看相、算命、求神、问卦及一切用香烛钱纸的事”，这与他一贯地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文化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三，真诚地对待亲戚朋友。何叔衡教导儿子对亲戚朋友，“绝对不要作虚伪的应酬”，而是在亲戚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疾病死亡、非难横祸”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要做雪中送炭的人，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人。第四，敢于去做，敢于去尝试。何叔衡鼓励儿子，“凡你耳目所能听见的，手足所能行动的”，就要勇敢地去做，去尝试，不要“延挨”“畏难”。第五，要坚强地面对生活。何叔衡告诫儿子“绝对不要向人乞怜、诉苦”，因为这样是毫无意义的，是懦弱的表现。第六，多向长辈学习，孝顺长辈。何叔衡教导儿子向经验丰富的长辈学习“如何做人、持家、待友、耕种、畜牧、事母、教子诸法”，同时要孝顺长辈，为长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七，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何叔衡嘱咐儿子平时要“学算、写字、看书、打拳、打鸟枪、吹笛、扯琴、唱歌”，从学习文化知识、加强身体锻炼和陶冶艺术情操等方面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尽管何叔衡说“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情罢了”，但实际上这些“可做的事情”却蕴含着“高深的理论”。

　　此信虽然是写给儿子何新九的，但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何叔衡对妻子袁少娥的关心和爱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何叔衡也常惦记着家中辛勤劳动的贤妻，并设身处地地为她考虑，包括过继何新九，也是因为他“只能过乡村永久的生活，可待你母亲终老”。何叔衡的3个女儿，除了长女何实懿嫁在当地的一户普通农家，二女儿何实山和三女儿何实嗣都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在充满白色恐怖的年代，父女三人随时可能为革命献出生命。长期在外无法陪伴妻子，反而还让妻子时常担心自己和女儿们的安危，何叔衡心里充满了歉疚。他还曾经写信向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的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了危险，您还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所以，他对妻子的挂念，“并非怕她饿死、冻死、惨死，只怕她不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不生不死的乞人怜悯，只知泣涕”。尽管有长女可以时常回家探望母亲，但他还希望儿子何新九也能够给母亲多一点关心和陪伴，从精神上慰藉母亲。他多么体谅妻子啊！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同时，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贴心人。在信的最后，他交代儿子，让妻子请别人代笔给自己写几句话来，讲一些零碎的事，还特别说明妻子的口气，他是认得的。浓浓的爱意跃然纸上，伉俪情深，读之令人动容。

　　写这封家书的时候，宁乡杓子冲老家的日子日见艰难，农事全靠何新九支撑着。由于何叔衡父女三人长期在外闹革命，家里人不仅要忍受生活的艰难，还要忍受地方反动落后豪绅们的迫害、歧视和一些人的白眼。最重要的是，袁少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何叔衡父女的安全，但又无法劝他们放弃革命工作回家来，因为她明白丈夫的心志，“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省立第一师范），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校校长陈夙荒问他：“你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干什么？”他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从此，何叔衡远离家乡，走向更广阔的革命天地。

　　一师毕业后，父亲和妻子都希望他回到家乡去教书。何叔衡认为，现在是“世道乖漓，人心浇薄”，要改变这个世道，决不能株守家园。于是，他选择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衡办事，可当大局”。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一大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何叔衡在宁乡听到消息，不仅没有畏缩躲避，反而以赴汤蹈火的勇气，直奔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长沙寻找党组织。旋即，自称“忘家客”的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莫斯科，后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为了革命需要，他刻苦学习，有时为了熟记一个俄语单词，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在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最终学通了俄语。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他又进入江西瑞金，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后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红军长征，未带何叔衡这位年近花甲的建党元老随队，留他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何叔衡心里虽失望和难过，但仍然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每日拄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决定让何叔衡转移去闽西，再经广东、香港去上海从事白区工作，同行的有瞿秋白、邓子恢等。他们一行于2月24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被敌匪发觉包围。为了不拖累部队，他纵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躺倒在山下的一块水田里，被两个匪兵发现，以为他已身死，在搜他身时，何叔衡奋力反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在家书中说：“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这充满豪情壮志、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何叔衡留给后人的，也成为何氏一门重要的家训。大女儿何实懿，虽然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继承了父亲的秉性，甘为革命充当后盾，尽心照顾母亲、爷爷，为这个革命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1932年春夏之交，何实懿不慎感染风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仅29岁。二女儿何实山、三女儿何实嗣追随父亲参加革命，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何实山的第一任丈夫，时任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的夏尺冰由于叛徒告密而于1931年在长沙被捕，后被敌人杀害，年仅27岁；何实嗣为倾注全力献身革命，将三儿子送进育婴堂，以后再也未能找回来，1937年又因环境险恶失去已满6岁的二儿子；何实山、何实嗣两人也曾被捕入狱，但都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坚定。接连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并未击垮何实山和何实嗣，她们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积极做好革命工作，践行着父亲对她们的教诲：“一个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员就是要坚决和敌人斗，流血牺牲是难免的，不要庸庸碌碌地老死在病床上，而是为革命死在大马路上。”

　　儿子何新九及其后代都留在老家务农，曾孙何盛明、何光华等人都是憨厚淳朴的农民，何盛明这一辈的子女也大都已成年，虽然大部分进城务工，但身份还是杓子冲村的村民。何氏后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诲，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踏实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