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

黄江军

 

〔摘要〕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起源并形成于中共执政以前，这一过程与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个人著作已成为中共高层调整政治地位的重要资源。毛泽东着力于提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个人著作开始了经典化的尝试。伴随着40年代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稳固，其著作通过党内自上而下的学习机制而正式经典化。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伴生现象。执政前夕，中共相当成功地实施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战略，将毛泽东著作的阅读从党内延伸到党外，成为民众了解毛泽东与认识新生政权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政治文化；经典化；阅读史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与研究”（14ZDB001）的中期成果。

 

一、引言

20世纪中期，随着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执掌全国性政权，毛泽东著作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经典【经典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经典泛指某个领域中最崇高最重要的文献，狭义的经典特指支撑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教存续的基本文献。参见龚鹏程：《国学入门》，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93页。两者约分别对应英文的“Classics”“Scriptures”二词。】。毛泽东著作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发行数量巨大，更提供了这个时代从政治秩序到意义世界的全方位原理。基于此，学界通常认为毛泽东著作成为经典的过程（即经典化）发生在中共执政以后，这一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结果。五六十年代，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发行以及关于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均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现象，这为研究者持前述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对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史研究是近年来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热点议题，值得提出的成果有Alexander C. Cook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韦雅梅：《在红彤彤的世界里——〈毛主席语录〉兴衰实录》，中港传媒出版社，2015年；等等。另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专门梳理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如杨鑫洁：“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与宣传”，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刘明辉：“1950—1965年：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赵静：“1950年代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师范大学，2013年；李园：“‘老三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等等。上述研究无一例外地都将时间限定在五六十年代，共同认定并强化着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发生于中共全面执政以后的看法。】。

本文则拟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追溯较少为学界关注的中共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历程，并由表及里地揭示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与中共政治生态的密切关联。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与巩固得益于其著作的经典化，毛泽东本人对此有着清晰认知。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中共党内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强化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性。中共执政前夕，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从党内扩展到党外，成为民众了解毛泽东和新生政权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伴生现象，甚至可以将前者视为后者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动力。

关于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材料和基础性研究并不少见【以下著作既能代表目前研究的水准，也能集研究之大成，包括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台海出版社，2012年。刘金田、吴晓梅的著作对执政以前各版《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的史实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并附录各版本《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当事人的回忆。蒋建农等人的著作逐篇对毛泽东著作的内容与写作背景予以提要，并对其版本与变化加以介绍，相当全面而颇便研究者使用。刘跃进的著作则将执政以前毛泽东的著作分为选集、专集、汇编本、单行本、伪装本等类别予以梳理，基本厘清各类著作的版本情况，该书对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意义与研究进路的看法至今仍值得充分重视。】，有关其版本的问题已基本厘清，对重要著作出版的经过、版本的考订也有诸多介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实陆续主编出版的《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共20卷，至今仍是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极重要的成果。30余年来的资料披露使得其中部分著作的历史版本得到优化。同时，系统阅读并研究不同版本的差异及其关涉的政治史仍是更为重要的议题。】。作为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代表，40年代出版的各类《毛泽东选集》引起研究者的相当关注。整体来说，既有研究为本文的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史料基础。

欲理解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历程，理应注意读者对其阅读的情况。对此，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发，诚如张仲民所称：“相比于传统的冠以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的研究则更注重于阅读与生活、社会、性别、权力等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所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间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本文无意也不必逐一回应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所关联的上述全部议题，但借鉴其论述，厘清阅读毛泽东著作这一行为的历史意义，无疑将有助于深化认识其时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

二、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基本情况

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材料统计，从1925年12月1日至1949年9月16日（分别为执政后《毛泽东选集》第1卷首篇、第4卷末篇日期）间，毛泽东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文章、电文、讲话、批语、题词、诗词等著作共达2900余篇（如计入1925年12月以前者，共约3100篇）【执政以前中共图书的出版非常复杂，还不能得到完整而统一的数据。本文尽量选取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对完整的版本资料进行处理，当然实际情况基本要多于本文所见的数据。这些资料正在不断得到完善（如奚景鹏：《〈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的讹误》，《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段千千：《关于〈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第二版（一、二册）讹误的校正》，《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6期；等等），但未能形成统一的数据平台，故本文部分统计仍然依据虽不够完善但有助于研究者直接对话的版本资料。基于此，本文的部分数据是约数，一些统计出来的数字亦可能存在误差。不过，这些数字精确方面的缺憾不会影响本文希望揭示的“结构性的现象”。】。这一数字虽因重复计算同文异题的文献、著录文献以公开发表为主、未必完全出自毛泽东之手等因素而不甚准确，但可认为基本反映了毛泽东著作的概貌。

这些著作大多仅有两到三个版本，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文献在初次出现后（如一个指示或电文在发出后，其对于实际事务的有效性很快就结束），仅在后来作为历史资料被汇编起来。那些理论性较强或对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文献，就具备了较长的时效性而得到再版和广泛传播，再版的形式主要是单行本和汇编本，汇编本则又可分为专集本和选集本【刘跃进更进一步将汇编本分为选集、一般性著作集（文集）、专门性著作集（专集），文集本在数量上较选集为少。他还指出除全文收录以外，还有大量的节录或语录摘选。参见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170、253、257页。广义地讲，转载与引用不仅也可视为版本，同时更是经典化过程的表现。但在数据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本文对这部分只能暂付阙如。】。

（一）单行本

目前所见最早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初版于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1927年4月汕头书店就再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的初版已无从查考）【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2页。】。此后，共有40余种毛泽东著作在执政以前出版了单行本。这些单行本有的由出版机构出版，有的由党的各级机构印刷；除铅印本外，还有油印本、石刻本等【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276—277页。】。

有论者已经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期间，基本没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以后，基于毛泽东本人大量理论著作问世、清算党内各种错误、具备相应出版的物质条件等因素，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多产生于此时期【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3—4页。】。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例如《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油印本，1930年）、《调查工作》（中共闽西特委，1930年）、《仁风山及其附近》（中共赣西南特委，1930年）、《毛泽东同志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省苏财政部、国民经济部，1933年）、《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4年）等等，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或翻印于土地革命战争十年间。本文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材料统计，得执政以前有单行本问世的毛泽东著作41种（41种著作共有926种单行本，此外确知为执政以前出版但不明确具体日期的单行本尚有242种）。此处不必列举各篇著作的单行本版本情况，而从中分析出以下重要信息。

首先，共有17本著作单行本数量超过10种（见表一）。这些著作是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中最为重要、影响最广的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共关于国家制度建设、意识形态、革命方向以及中共形象建构等核心议题。

表一 执政以前出版最多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篇目	著作年份	单行本版本数
《新民主主义论》	1940	244
《论联合政府》	1945	193
《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	1939	164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	8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	63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	58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	57
《论持久战》	1938	47
《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	37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	33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	25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8	20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929	19
《改造我们的学习》	1941	19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	13
《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	13
《〈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发刊词》	1939	11

数据来源：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第1671—1876页。

其次，各著作单行本出版年份亦颇值得留意（见表二）。1936年及以前，共有六种著作有单行本，且每种著作只有1个单行本。结合表一可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两本抗战以前的著作在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多次出版单行本，显示了毛泽东早期著作得到“重新发现”的现象。1938年至1939年间，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出版出现小高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四种著作分别有7个、21个、16个、8个单行本问世。这表明，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述、关于中共所处中国革命之谱系的论述受到重视或有意识的宣传。1940年只有《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新民主主义论》两种著作出版了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版次达29个。1941年至1944年间，《论持久战》《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六种著作单行本版本次数超过5个。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总数与平均数量并不多。

表二 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出版时间

出版年份	1936年及之前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单行本版本数	6	6	28	27	30	9	16	16	21	90	45	63	174	395
有单行本的著作数	6	4	4	5	2	5	7	8	10	10	13	15	17	19
各著单行本平均版数	1	1.5	7	5.4	15	1.8	2.3	2	2.1	9	3．5	4.2	10.2	20.8

数据来源：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第1671—1876页。

1945年，伴随着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出版数量急剧增加。超过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的80%者，以及前文提到的未明确具体时间但确知为执政以前出版者，均出版于此时。其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或持久或针对新的形势发挥着指导战争与土地改革的作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成为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则成为构筑中共革命与新生政权的蓝图。

再次，执政以前出版过单行本的毛泽东著作，有38篇收入执政以后的《毛泽东选集》。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的收文，充分照顾到了既存的经典性。

（二）汇编本

汇编本也是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表征。由于选集本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共的政治文化，且研究者关注较多，后文将以专节考论。此处考察《毛泽东选集》版本以外的毛泽东著作汇编本。

除选集本外，汇编本包括文集本、专集本、文选本以及摘录本等，因其庞杂而未得到更为充分的研究。本文综合《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毛泽东书典》等著作之统计，除去翻印、摘录、节选者，得30种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

这些汇编本收文数量并不多，少则2篇，最多的《毛泽东论文集》（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40年）为23篇。汇编本共收录毛泽东文章约75篇。

从其出版时间来看（见表三），最早的汇编本为1934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直到1937年12月方才出现又一个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毛泽东论文集》（大众出版社）。1940年以前出版的汇编本基本为毛泽东关于抗战的言论，出版需求可从1938年、1939年的出版数量得到体现，其中近半数为毛泽东与斯诺、史沫特莱等记者关于抗战的谈话，《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论中国抗日战争》《抗战必胜论》《论新阶段》等收录频次均多于五次。这一时期的出版机构多在上海、汉口、重庆等非解放区，表明此时中共在抗战宣传方面投注较多精力。1940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编印，是收文最多的汇编本。1941年，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共收录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撰写的土地法共11篇文献以及序言和跋等3篇。该书最初在延安出版（出版单位不详），后陆续有十多个各地的翻印本。被多次再版的还有《毛主席的三大名著》（中共晋绥分局，1943年），收录《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表明这些篇目影响较大。1946年后，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持续增多。除《整顿三风》《论查田运动》这样的专题汇编本外，大多汇编本都集中收录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反对党八股》（收录次数分别为8次、6次、5次、5次、4次、4次）等文。汇编本体现出的毛泽东著作经典化，大体与单行本吻合。

表三 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本出版时间

出版年份	1934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合计
汇编本数量	1	1	7	4	1	1	1	1	0	0	2	5	1	5	30

数据来源：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170—175页；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6—13页；王紫根编纂：《毛泽东书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整体而言，毛泽东著作汇编本的数量并不多，各汇编本收文数量亦很少，但汇编本集中了毛泽东著作较为重要且较为流行的文章。

毛泽东的著作还多出现在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或理论家著作的合编本中。据《毛泽东书典》的材料统计，这类合编本近60种（确知年份者见表四）。其中，一些直接以毛泽东著作的题名为书名，如《将革命进行到底》（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论联合政府》（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1936年至1939年各有一书出版，即《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出版单位不详，1936年）、《第八路军干部抗战名论集》（战时出版社，1937年）、《民族革命之路》（汉口星星出版社，1938年）、《论游击战》（华社，1939年），主要内容都是关于战争的论述。其后是1941年12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六大以来》。无论从编辑者的政治级别还是从所收文献的数量和重要性（此后书中文献出现在其他地方时均以此为准）来看，《六大以来》都可被视为中共重要文献汇编的源头。此后，各类汇编多以专题形式出现，如整风、经济问题、领导方法、评白皮书等。

表四 执政以前毛泽东和他人著作合编出版时间

著作年份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合计
合编种数	1	1	1	1	0	1	4	4	6	2	4	2	9	18	54

数据来源：王紫根编纂：《毛泽东书典》，第50—95页。

除此之外，毛泽东著作还存在30余种伪装本或托名本【施文岚：《毛泽东著作托名本版本汇订》，《文史博览》2014年第6期。】。从现今发现的版本来看，伪装本或托名本有单行本（如托名开封三教圣会的《新金刚经》，收录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汇编本（如托名老舍的《不夜集》，收录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7篇文章），但整体而言收文较少。所托作者有老舍、刘大白、陈维藩、周作人等，所托书籍多取类似《大乘起信论》《文史通义》《婴儿保育法》《和平奋斗救中国》等宗教、文史、生活以及时政类中偏中立表述的书名。

执政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还辐射到另外两个相关的载体中，即教科书与毛泽东传记。教科书在推动文化教育的同时，同样着力于意识形态的形塑。抗战初期，为适应培养革命干部的需求，普通教育模仿干部学校，重视政治教育。有的政治课本直接以《抗日统一战线指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毛泽东著作的汇编本或单行本为教材。国文教材则或节选毛泽东著作，或通过《朱德的扁担》《毛泽东爱护小孩》等文章着力塑造中共领袖的光辉形象【石鸥、曾艳华：《小课本大宣传：根据地教科书研究之一》，《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年第5期；石鸥、吴驰：《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政治宣传效应》，《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石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91—192页。】。毛泽东对教科书的这些作用有清晰认知，这从1942年他亲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主编的《文化课本》所作序言一事可窥一斑。《文化课本》一书就收录了徐特立所写《毛泽东同志的实际精神》、谭政所写《三湾改编》以及《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等文。

除教科书以外，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在1937以后不断问世，通过塑造毛泽东的形象而助推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抗战以前，中外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信息，要么多负面，要么不真实【〔日〕石川祯浩著，乔君编译：《〈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曹根和：《石川祯浩教授谈〈红星照耀中国〉以前的毛泽东形象》（2014年12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斯诺以1936年与毛泽东谈话内容为主而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在1937年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此后出版的诸多《毛泽东自传》均由其演变而来。据统计，1950年以前的《毛泽东自传》中文版本达六七十种，共有三个出版高峰期：1937年9月至1938年初、1946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50年初【丁晓平：《解谜〈毛泽东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84—85页。】。据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翻译吴黎平回忆，毛泽东曾看过上海出版的《西行漫记》，“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吴黎平：《前言》，《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三、毛泽东对本人著作的经典化

胡乔木在90年代初期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时，辟专章叙述40年代毛泽东亲自编辑《六大以来》等中共历史文献的情况。按胡乔木的说法，这些文献集“使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对照非常明显”，“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看了口服心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毛泽东本人则在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将《六大以来》称为“党书”，并指出：“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9页。】由此可见，“党书”在批判中共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塑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与编辑中共历史文献互为表里的现象，则是毛泽东对本人著作的经典化。

胡乔木在回忆中详细介绍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三本“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的关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5—187页。】。之所以编辑《六大以来》，除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准备材料外，还直接针对王明于1940年重刊其《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34—635页。】。结合前引毛泽东的话不难看出，对各自著作的刊布在三四十年代间成为中共高层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

通常认为，中共的文献事业始于毛泽东40年代编辑“党书”【《党的文献事业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实则建党以来，中共已有过一些文献汇编。据称，其中有1932年前后为适应王明路线需要而汇编的《国际路线》三册，1937年前后张闻天主持的延安党史研究会编辑的《中国问题指南》两册【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46页。该书同时提到解放社1938年出版《红色文献》一书，实则该书即《中国问题指南》两册的合印本。《中国问题指南》两册分别收录1926年至1931年期间“共产国际论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共二大至六届四中全会期间“中共重要的历史文件”。参见《红色文献》，解放社，1937年，“编者的话”第1页。】。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原题《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1931年初版，次年再版。正是凭借“国际路线”的招牌，王明成功翻身，与“立三路线”划清界限，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赢得领导地位。《中国问题指南》的编辑目的尚不明确，书前“编者的话”较为平实地陈述“为研究中共历史的参考”，“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它”【《红色文献》，“编者的话”第1—2页。】。

1936年，张闻天率先提出组织在职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为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当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干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89—490页。】。毛泽东对此回应相当积极，“发愤”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从理论上反击30年代王明路线拥护者给他扣上的“狭隘经验论”帽子【《郭化若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62—669页。】。除强化马列理论的素养外，毛泽东更整理本人的著作作为反击错误路线的思想与理论资源。

1937年，毛泽东将他在1928年至1933年间所写的十篇农村调查报告和两个土地法汇编成《农村调查》一书，并在1937年10月6日写下序言。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工作经验无疑是其突出之处。这是他本人的强项，又恰是错误路线对手的弱点。当时中共宣传出版工作由张闻天、王稼祥、王明、秦邦宪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毛泽东难以插手而无法顺利出版《农村调查》。前引他提到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所反映的正是此种政治生态。

同年底，毛泽东重新审阅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并对决议案的前三个部分作了修改。这个决议案看起来为解决军内问题，其主体则是前三部分的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组织问题和教育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34—835页。】。与《农村调查》一样，这篇修改的著作也是到了1941年才面世的。

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出版前加写了一个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毛泽东语气迥异，严厉批评那种“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批评“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摘”而“没有经过周密调查”的“钦差大臣”【毛泽东：《农村调查》，无出版机构，1941年，“序言二”第3—6页。】。一年前才重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王明，渐趋失势和失语。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中央调查研究局；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发出和《农村调查》的出版，表征着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以及毛泽东将本人著作经典化的初步成功。

为给召开中共七大准备材料，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督促搜集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其后，这一工作转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接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将历史文献用作分清路线是非的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此次文献整理的最终成果，就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来》于1941年12月正式编印，分上下册，共收文献519篇，分八个专题，内容相当丰富，其主要作用也转变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48页。】。

据胡乔木回忆，当时每收集到一份文献，就先由毛泽东审核，审核完毕后即送印刷厂排印。在排印过程中，又陆续找到一些文献而增补进去。1941年2月，毛泽东已经开始校对清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6—178页。】。在编辑过程中，毛泽东“有意识地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了筛选，先后挑选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9页。这86篇文献在1941年12月汇编为《六大以来》选集本，正式题名为《六大以来选集》，仍为上下两册。】。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将其编辑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6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后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王稼祥分任组长、副组长。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5—328页。】其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等范围内，组成高级学习组，仍以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为主。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级学习组应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并称“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5、211页。】这与胡乔木的回忆亦能形成互证，表明《六大以来》在正式印出前，不仅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还预先以目录的形式下发到中央研究组及各地高级学习组【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在写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信中也提到：“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惜该选集并未附上这个目录。另，龚育之称这个目录数量为“七十件”。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从单纯的历史文献的搜集到提议汇编为“党书”，从预先发放散页到不断增加数量的文件目录，毛泽东本人对其政治作用有充分认知。“党书”在正式印出以前就已发挥相当影响。

《六大以来》共印500册，《六大以来选集》印数则在1000册以上，前者仅发给中央局、军分区及以上大单位，后者则发给单位和个人，而个人则限于党的高级干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9—180页。】。尽管流传范围似乎很有限，其造成的政治效果却不容小视。一方面，毛泽东对这批文献的技术性处理，使得党内同志“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承认与改正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83页。高华对毛泽东选编《六大以来》的策略有较为重要的阐述，不过，所据版本为1981年版，故他认为该书收录毛泽东著作为55篇。事实上，1981年版《六大以来》上下两册明确标注收入《毛泽东选集》者共61篇（上册为55篇）。然而，据胡乔木、龚育之介绍，《六大以来》在1952年出第二版时，增加了1941年版未曾收录的大量毛泽东著作。胡乔木称增加了31篇（开列了31篇具体篇目），龚育之称增加了29篇。由于《六大以来》1941年与1952年两个版本都甚不易见，故未知孰是。可以肯定的是，胡乔木对《六大以来》三个版本变化的介绍亦未能作到完整。据胡乔木叙述的篇目增删、分合情况，无法从1941年版的519篇推算到1981年的562篇（相差6篇）。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80—182页；龚育之：《〈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未收入1941年版〈六大以来〉的原因》，《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为重构延安40年代的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六大以来》等“党书”汇集中共党内的大量重要文献，尽管其阅读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却成为此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文献汇编的重要底本【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龚育之：《〈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未收入1941年版〈六大以来〉的原因》，《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

由于《六大以来》1941年初版、1952年再版等版本并不易见，现在可根据1981年的第三版，对初版收录毛泽东著作的情况略作推测。1981年第三版目录明确标注61篇文章为毛泽东个人的著作【标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共61篇，其中《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941年7月7日）一文并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未著录，另有《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30日）一文明确标注为毛泽东所作。故本文此处认定为61篇。】。胡乔木称，第三版删掉了毛泽东所著《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一文【《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82页。】。据此，1952年再版应收录毛泽东著作62篇。更据前引胡乔木称再版目录增加了31篇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献，则《六大以来》初版应收录毛泽东著作31篇。不过，胡乔木的说法并不精确。除根据前述其关于版本变化的说法无法准确回溯初版篇目数量外，一些篇目与《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的著录亦有出入【如《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一文，胡乔木称为1952年《六大以来》再版时增加，《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则著录为《六大以来》1941年版；《反投降提纲》一文，胡乔木提及的《六大以来》再版、第三版的两次增收文章中均无此文，意味着该文为《六大以来》初版所收，然而《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则著录该文最早发表于《两条路线》；等等。因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关于《六大以来》初版收录毛泽东著作的数字可能均存在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从非个人署名的文件中识别出毛泽东著作容易出现差错外，胡乔木提及的《六大以来》初版本身存在“好几种目录”，可能也形成一种统计上的障碍。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78页。】。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明确标注为《六大以来》1942年初版收录的毛泽东著作为22篇，其中15篇与根据胡乔木关于版本变化叙述推算出的初版篇目相同，比较肯定为初版所收录【这15篇文章为《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年2月20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而初版所收毛泽东著作的数量（包括毛泽东与他人合署的文章、未署名的文件而实际均由毛泽东主笔的文献）必定大大多于这个数目。至于究竟如何，只能待见到《六大以来》初版方可确认。

《六大以来》所引起的政治效应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紧接着，他又主编了《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资料集。两书复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分别于1942年10月、1943年10月编印出来。尽管《六大以前》初版无法得见，但据胡乔木对其版本的叙述推算，结合《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可以肯定初版仅收录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版时则增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两条路线》共收文137篇，其中大革命时期的14篇全部选自《六大以前》，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有95篇选自《六大以来》。由于有前面两种“党书”的基础，毛泽东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两条路线》的选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185、186页。】与《六大以来》类似，《两条路线》在尚未下发各地时，毛泽东已经致信饶漱石等人，表示“因中央所编《两条路线》一书来不及送给你们，可就你处找得到的关于内战与抗战时期表现两条路线（正反两面）的文件选出若干篇（不要多）给干部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6页。】。

事实上，除胡乔木所提及的以上三书外，还有《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1942年7月）、《军事文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印，1942年11月）、《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委员会，1942年）等以相当高级别机构名义编印的历史资料集和思想理论集。《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共收文67篇，其中毛泽东的著作共29篇【《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1942年，“目录”第1—4页。】。《军事文献》据1957年11月再版（未说明版本变化）统计，三册共收文480篇，其中毛泽东的著作计有54篇【《军事文献（党内绝密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翻印，1957年。该书上册收文189篇（含附录2篇），中册收文162篇（其中5篇存目），下册收文129篇（其中附录张国焘路线斗争文件35篇、补遗4篇、存目1篇）。】。据费云东介绍，两者分别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主持编印【费云东：《中共档案文献征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费云东、潘合定编著：《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1921—1949）》，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军事文献》特地将文献中涉及“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等标注出来，显然受到《六大以来》及清算军内历史问题的影响。《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样由毛泽东亲自编辑【张仲实：《我的编译生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96页。】，摘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与实际、唯物辩证法、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等论述。这一结构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想法的直接呈现。全书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代序，并附录《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共的历史路线和思想理论两方面，毛泽东都非常明确且成功地掌握了话语权。

仅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明确标注者统计，以上六种“党书”至少收录毛泽东著作63篇【《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明确标注的各“党书”收录毛泽东的著作存在错漏。如该书标注《抗战以来重要文件汇集》1942年版收录毛泽东著作为10篇，查原书目录知为29篇。本文此处据该书所得出的统计，是基于尚未看到全部“党书”最早版本的不得已作法。】。由此，毛泽东的著作在六大前后的时间维度上，在战争、经济、政治、农村调查以及马列主义理论等多个领域都呈现党内其他领导人难以比拟的权威性。“党书”的编辑不仅推动了中共内部政治生态的改变，还推动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结合前面提及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与汇编本时间序列来看，在“党书”编辑以前，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多以实用性的战争论述为主，且在1940年至1941年间出现低谷。“党书”编印以后，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以政治性为主，而这是更具重要意义的经典化。毛泽东在40年代不断阐述对未来执政的思考，加之其在党内政治地位的提升与巩固，更推动了此种政治性的增强。无论从编辑者目的和政治效应还是其奠定的此后文献流传的版本基础来看，中共的“党书”在40年代及其以后长久发挥着影响。

四、执政以前的《毛泽东选集》

40年代多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集中体现。执政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如是评价这些“选集”：“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本书出版的说明”第1页。】这一说法突出了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的权威性，但剥掉了执政以前诸版选集的政治性。研究者受其影响，着重关注了执政以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目前所见，执政以前的《毛泽东选集》多达十余个版本（含翻印本）。龚育之较早对这些版本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之归纳出五个版本系统，揭示了版本之间的关联【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其后，研究者对版本系统的看法有所修正，比如龚育之单列的《毛泽东文选》，因其收文数量较少，不能列入选集系统【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7—20页。】。就本文的核心议题而言，选集的再版和翻印，都体现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

综合《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毛泽东书典》《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等资料，共得执政以前《毛泽东选集》版本15个（见表五）。

表五 执政以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

编号	题名	编印者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篇数	备注
Ⅰ	《毛泽东选集》（1—5卷）	晋察冀日报社	晋察冀新华书店	1944年5月	29
Ⅱ	《毛泽东选集》（1—5卷）	晋察冀日报社	晋察冀新华书店再版	1945年3月	31	同Ⅰ。正文、目录各增收1文。
Ⅲ	《毛泽东选集》（第1卷）	苏中区党委	苏中出版社	1945年7月	11
Ⅳ	《毛泽东选集》（1—5卷）	晋察冀日报社	大连大众书店	1946年4月	31	同Ⅰ。增收2文。
Ⅴ	《毛泽东选集》（第5卷）	华中新华书店	华中新华书店	1946年4月	4	同Ⅱ第4卷。
Ⅵ	《毛泽东选集》（第1、5卷）	胶东新华书店	胶东新华书店	1946年7月	15	第1卷同Ⅲ，第5卷同Ⅴ。
Ⅶ	《毛泽东选集》（1—5卷）	晋察冀日报社	大连大众书店再版	1947年2月	32	同Ⅳ。增收1文。
Ⅷ	《毛泽东选集》（1—5卷）	晋察冀日报社	渤海新华书店	1947年3月	31	同Ⅳ。
Ⅸ	《毛泽东选集》（1—6卷）	晋察冀中央局	晋察冀新华书店	1947年3月	38	同Ⅰ，增收9文。
Ⅹ	《毛泽东选集》（1—6卷）	晋察冀中央局	新华书店冀东分店	1947年6月	38	同Ⅸ。
Ⅺ	《毛泽东选集》（1—6卷）	晋察冀中央局	太岳新华书店	1947年10月	38	同Ⅸ。
Ⅻ	《毛泽东选集》（续编）	晋察冀中央局	晋察冀新华书店	1947年12月	5
XⅢ	《毛泽东选集》（1—6卷）	东北局宣传部	东北书店	1948年5月	50
XⅣ	《毛泽东选集》（上下册）	晋冀鲁豫中央局	晋冀鲁豫中央局	1948年	61	初定63篇，出版时撤销2文。
XV	《毛泽东选集》（1—5卷）	鲁中军区政治部	鲁中军区政治部	未详	31	同Ⅷ。

数据来源：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第41—77页；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7—104页；王紫根编纂：《毛泽东书典》，第5—12页。

说明：本表统计基于如下原则：（1）以正式出版的版本为准，不含废稿本；（2）见于目录但未见于正文者、见于正文而未见于目录者均予统计，附录的文章亦予统计；（3）同一出版机构的再版本、不同出版机构的翻印本均分别统计；（4）同一出版机构出版的同一版本，属不同装帧或重印的不重复统计；（5）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联合编译社版等不纳入统计（但已纳入前述单行本统计）；（6）同一文献有节选、拆分、全文收录、改题等不同情况者，均计为同一文献。

目前所知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三个版本均不完整。苏中出版社版预备出四卷，但因抗战结束以后出版社撤销，其余三卷未及出版而稿件散佚【王紫根编纂：《毛泽东书典》，第7页。】。后两个版本缺失的卷册，迄今尚未发现。王紫根注意到，胶东新华书店版第1卷和第5卷分别与苏中出版社版第1卷、华中新华书店版第5卷相同，故推断胶东版应是华中版的翻印本，而华中版、胶东版可以划入苏中版的系统中；张伟良则注意到，华中版第5卷与晋察冀日报社再版第4卷篇目完全一致，不能称其为独立于晋察冀日报社版的版本系统【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01—104页；王紫根：《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之我见》，《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2期；张伟良：《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考——兼与王紫根同志商榷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渊源》，《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由于史料缺乏，这三个版本的源流尚难定论。对此，本文不再关注其版本系统，转而从文献编印者、出版机构、选集流传与版本统计等角度认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

龚育之早已提及，各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与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提升、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学习等因素密切相关【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年第3期。】。各版选集的内容与出版过程均能明确体现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政治性。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版“编者的话”着力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并在末段称：“本社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特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各种名著，来帮助全体同志加强整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1卷，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者的话”第2页。】该书扉页印毛泽东头像，题为“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共七大以后出版的首个选集本即苏中出版社版，在封面印毛泽东木刻头像一幅，书前辑录朱德、周恩来等18人的言论，总题“论毛泽东思想”以为代序。

从编印者来看，不同版本系统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均由各根据地中央局或分局领导。晋察冀日报社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将具体工作交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主持【刘澜涛等：《四十年前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4页。】；苏中出版社版由时任苏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主持，并得到苏中区委陈丕显、管文蔚等人的大力支持【张爱东等：《〈毛泽东选集〉苏中版在湖荡中诞生》，《铁军》2009年第1期。】；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由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领导，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指导编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回忆——访张磐石》，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9—204页。】；东北书店版则由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周保昌：《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始末》，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5—198页。】。各地新华书店版均是上述这些版本的翻印本【张伟良：《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考——兼与王紫根同志商榷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版本渊源》，《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还不同程度地得到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本人的指导与关注。晋察冀日报社版曾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副书记王稼祥）批准【沈达、曹国辉：《邓拓要我们印好〈毛泽东选集〉》，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86页。】。大连大众书店曾将该社《毛泽东选集》赠送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致谢【余定华：《大连大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出版情况》，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4—195页。】。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选目经薄一波审阅，并可能请示中央或参考了延安专门为各地编《毛泽东选集》而提供的毛泽东著作目录【《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回忆——访张磐石》，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201页。】。东北书店版在编辑过程中，林彪为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修改后收入该版而特别致电中央宣传部，毛泽东批示此信不要收录，并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选集书稿的审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由于东北书店版制作精美，叶剑英曾以之为礼物赠送参加北平和谈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周保昌：《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出版始末》，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8页。】。以上各类史料表明，中共高层在相当程度介入或参与到多个版本《毛泽东选集》的生产与传播中。各地《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显示，在40年代后期，从中共中央到各中央局再到各地新华书店，形成了一个推进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完整体系。

各个版本的编排亦值得注意。晋察冀日报社版分5卷，第1卷收入《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流传最广而理论性最强的毛泽东著作，第2卷收入关于抗战的一般性言论，第3卷收入《论持久战》等三篇军事战略和军队的文章，第4卷收入经济问题文章三篇，第5卷主要收录与整风相关的文章。这一模式为多个该系统的版本所承袭，且在东北书店版中亦得到呈现。东北书店版第1卷收录了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其余5卷主题依次同于晋察冀日报社版。收文最多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版大体以时间为序，分“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以来”三部分编排文章，并收录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以至皖南事变等重大事件的决议。横向领域、纵向时间的编排方式，深化了前述各种“党书”彰显的毛泽东路线在各方面、各时期的正确性，并参与塑造了以毛泽东为正确路线代表的中共历史的叙事模式【依靠“党书”学党史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42年亲自划定党史分期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三阶段，并称“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还提及“古今中外”的研究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408页。】。

值得注意的是，为领袖出版选集在苏联已成为确认共产主义政治谱系的定制。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中共陆续出版并多次再版了《斯大林选集》《列宁选集》等著作【谷力虹：《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6日；杨威理：《列宁著作在我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2日。】。各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体现了中共确立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谱系中之地位的努力。

以上15个版本共收文78篇，约1/3已被收入“党书”【在现有材料中，东北书店版、晋冀鲁豫中央局版的编印参与者都明确提到从《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党书”中选择了材料。参见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95、200页。本文对这78篇著作被收录的频次、卷册数、是否为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收录等信息进行了统计并制作成表（此前的研究者均未能提供此种表格）。但限于篇幅，此表不随本文排印】。其余收入“党书”而未被收入诸版《毛泽东选集》者，多为声明、宣言、训令等。从收文频次来看，其体现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趋势与前述单行本、汇编本呈现的情况基本吻合。在78篇文章中，有53篇收入执政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入选率近70%【据魏玉山的统计，执政以前《毛泽东选集》共收文81篇，其中52篇收入执政以后的《毛泽东选集》；据刘金田、吴晓梅的统计，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6篇、56篇。参见魏玉山：《关于建国前版〈毛泽东选集〉的几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214—229页；刘金田、吴晓梅编著：《尘封：〈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10页。本文的统计与两者的统计基本一致。对于收文总数的差异，原因在于本文与两者对未明确著录为毛泽东撰写的著作的不同鉴别，如魏玉山的文章计入了《毛泽东文选》（山东新华书店，1948年）附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三文。关于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所收的篇数，本文比刘金田、吴晓梅的统计少三篇的原因在于，后者将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单行本版计入在内，因此多出《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三文；魏玉山的文章因未列出具体篇目，故未详其误。】。反过来看，考虑到执政以前诸版《毛泽东选集》收文期限截止到1947年（1946年、1947年均各仅收1篇），则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第1版的159篇（含附录）中，排除1948年及以后的46篇文章，在1947年及以前的113篇文章中，约47%即近半篇目被执政以前《毛泽东选集》收录。因此，执政以前诸版《毛泽东选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化，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的选目则充分参照了这种既存的经典性。

执政以后《毛泽东选集》未收的25篇，“落选”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查田运动、农村调查报告、答记者问等内容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2）各类中共中央的决议不宜再以个人名义出版；（3）部分决议和篇目（如《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并非毛泽东所著。但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为后来的《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所收录。其中，《论合作社》《在延安纪念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两篇执政以前高频度再版的文章未见此后再版，这是毛泽东著作经典化过程中的少数例外。（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黄江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吴志军）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