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一生有“三怕”

洪梦 成晓明

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刚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17 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30 年，自20 世纪40 年代起就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他虽英年早逝，但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任凭时间长河如何冲刷，都冲刷不走他那“党的骆驼”的美誉在人们心中的烙印。他就是任弼时。周恩来总理号召人民纪念、学习他“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叶剑英元帅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他头脑清醒，勇于为真理而斗争

“只以人生原出于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17 岁的任弼时在奔赴苏俄留学时给父母的信中所谈到的，这也是他对自己追求理想信仰所立的铮铮誓言，他以改造无公平正义可言的旧社会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由此明鉴，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他决心将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

坚定不移地把握住革命航向，与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是任弼时一生中一个突出的可圈可点之处。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任弼时总是教育身边的同志“要坚定，要团结，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鼓起斗争的勇气，去夺取胜利”。一位跟随任弼时工作多年的同志说:“在任弼时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在处理秋收起义的善后工作中，任弼时科学地总结起义部队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无畏的精神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继续举行长沙暴动的主张，而且他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危机，在其中两次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任弼时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从而维护了真理，保卫了党的利益。

一次是在任弼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期间，全党上下由于贯彻和执行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失败，大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杀，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解决危机，1927 年6 月13 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任弼时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任弼时就要求发言。陈独秀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不管陈独秀同意与否，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越听越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大叫：“ 住嘴！” 他冲上前去， 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 踩在脚下大吼：“ 这是党的会议， 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23 岁的任弼时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浩然正气，继续辩驳道：“撕掉意见书，表明有力量吗？不！这正说明心虚理亏，没有真理！” 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同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之后，新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夸奖了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从一定意义上说，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长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他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另一次是在长征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在1936 年6 月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任弼时、贺龙了解到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时，就与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朱德、刘伯承等一道，深入各级干部中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团结了大批干部，统一了认识，孤立了张国焘等少数分裂主义者，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党中央汇合。一场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被及时扭转。

鲜明体现任弼时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莫过于他在两次被捕入狱时的坚强表现。一次是1928 年10 月，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被捕，遭受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等酷刑，被折磨得几次昏迷。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以钢铁般意志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敌人没得到半句口供，在被关押了5 个多月后，经营救出狱。之后不久，被党中央调到中共江苏省委任常务委员，至1929 年9 月再次被捕，被关进了帝国主义在上海所设的西牢里。敌人用电刑拷打，他的背上被电烙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仍然不屈不挠，严守党的秘密，他还不忘叮嘱难友“ 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要保卫党”，充分体现出了一个真正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员的崇高气节。他被关押至12 月底才再次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任弼时之所以能严格要求别人，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率先垂范，一身正气，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正如古语所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更令不从。”因此，中央机关的同志在说起任弼时时，都一致认为他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

任弼时在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一直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主张。1938年赴莫斯科时，他向共产国际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领袖”，这对当时的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他又绝不因此而徇私情。

在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通过了解情况发现这种不良倾向后，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几次及时大胆地向毛泽东上谏此情，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才好。后来，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规定，推动整风运动回到了健康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不仅由于外部敌人强大，同时也在于内部消极因素众多。任弼时在党内之所以长期受到普遍敬重，在于他勇于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过“左”地整人，而是抱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态度。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对任弼时一直是敬畏交织？对此康生曾回答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其实，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时对江青也是一直坚持原则，不给其任何特殊照顾。1941 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为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这年9 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简称“特会科”），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并责成任弼时直接分管。一次，江青买了一些不在报销范围内的东西要求特会科报销，遭到拒绝后就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压力，拒绝报销，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还是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表现任弼时这只“骆驼”方向感强的，还在于他极富政治远见。

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幸远赴苏联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时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 年冬，他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

1924 年7 月， 任弼时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针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不应另建与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他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一向表现出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总是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是我们党内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典范。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养成了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的良好工作习惯，逐步成为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这一优良作风，任弼时从延安到西柏坡的长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延安工作后，任弼时在认真总结以往“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真正认识到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1941 年4 月，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后，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任副局长。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从这个时候起，任弼时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这些调查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自觉地认识到，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事关党的领导和决策是否正确及党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1944 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个报告因切中现状、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而博得大家的阵阵喝彩。这一效果无疑与任弼时之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下功夫调查研究密不可分。在报告中，任弼时向与会者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安塞高川村1940-1943 年经济发展情况、农民蓝凤城1941-1943 年收支对照表、各项开支表、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以及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等七张图表。这些图表或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或是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摘编而成，或是任弼时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每张图表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分析、比较、归纳，条理清晰，入木三分。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报告不但使听众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实际。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5000 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问题日益重要起来。1947 年11 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任弼时专门谈话，让他在中央前委中负责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最后胜利。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任弼时领导能力、政策水平和善于防“左”纠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面对土改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 多个村子进行认真、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48 年1 月12 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报告。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报告，并决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拟发的“一月决定”，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从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这篇报告与毛泽东1948 年2 月15 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献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 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了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 年12 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件事充分说明，任弼时负责的土改工作成绩出色，颇有创见。这一成效无疑也得益于他注重和善于搞调查研究。

任弼时是一位作风严谨、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反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基础之上的。翻阅他1947 年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间的工作笔记，可以看到大量的调查记录，其中包括实地亲访、座谈记录、情况报告以及一些统计数字和表格。这些记录着实际情况的资料，是任弼时考虑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深入调查研究的活动轨迹。

体现任弼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精神风貌的，从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上即可略见一斑。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在中央苏区，任弼时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过一样艰苦的生活；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拖着重病而虚弱的身躯，吃力地扶杖前进，有担架也不坐；在转战陕北中，任弼时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不让人搀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国后，任弼时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条毯子还在用着，这是组织上发给他的战利品；他爱人陈琮英用自己的毛围巾为他改织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得不能再穿，他照样穿着。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着参加入城阅兵式。经请示任弼时，他不同意，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进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员想将他的旧被子、旧衣服换掉的做法，并诚恳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进城了，应该阔气一些了，这样想就不对了，不能忘记目前我们国家和人民还有困难，什么东西也不准给我领，那些被褥和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用嘛。”他特别注意节约用电，时常告诉孩子们和工作人员，“人走灯灭”，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发的东西，任弼时总要问是不是按制度发的，如果发现是身边同志特别要求的，就让退回，并耐心地说：“凡事不能超出组织规定的制度，丝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国家还很穷，困难很多，我们办每件事都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时他依然用的是那些破旧的衣物。

1949 年，斯大林送来几辆新小轿车，行政部门分给任弼时一辆，他对身边的公务人员说：“不要去领，我那辆旧的还可以坐。”

刚进北京城时，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认为，在国家大业初创、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分钱也不应多花。他的住房面临大街，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很不安静。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他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和亲属谋取半点私利，也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他经常询问夫人陈琮英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孩子们的衣服破了，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做给他们穿。孩子们回家，就让他们到大灶去吃饭，处处注意不使他们有特殊感。他对孩子们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新中国刚诞生时，他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看他。临走时，想请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替她丈夫安排个工作，任弼时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信没有写，还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妹妹。

他关心民众疾苦，荣膺“党内的母亲”称号

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会后他带病会见了朝鲜青年代表团。

1940 年，任弼时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事无巨细，他都得管，十分辛苦。由于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处理问题周到，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任弼时在延安枣园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中央机关、组织、外事、农委、妇委、青委等项工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每天几乎要工作15 个小时以上。然而不管怎么忙，他都时刻关心着枣园周围农民群众的疾苦，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民家庭，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困难。一次，一位老农告诉他：“地里的杂草长得比庄稼还快，大家都忙不过来。”翌日清晨，他头戴草帽，身穿便装，扛着锄头，带领一批机关干部、战士，支援农民除草。农民赵占山的妻子患了急病，穷山沟里缺医少药，正当赵占山准备用门板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却有人前来叩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位背药箱的军医找上门来治病了。真使赵占山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原来，任弼时曾经交待枣园村的村长，凡农民家遇有急事，必须迅速向他报告。这次便是根据村长的报告，任弼时亲自将正在熟睡的医生叫醒，打发前来的。

抗战胜利后，中央决定派出东北干部团日夜兼程挺进东北。时任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兼青年俱乐部主任的东北人褚志远即是东北干部团的成员之一。接令几天后，褚志远去枣园向任弼时辞别。任弼时和蔼地询问了他的近况，关切地又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的情况你已经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再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的儿子延风当时还不满两岁，带去东北确实有困难，但他又想，哪能给中央首长增添麻烦呢！而且中央组织部对此已有安排：通知他必须带着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老首长细致入微的关心使褚志远十分感动。临走时，任弼时还语重心长地叮咛：“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10 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最后，任弼时一直将褚志远送到传达室门口，才紧紧握手告别。

建国后，和气宽容的任弼时关心身边工作人员和体恤民情的作风一如既往。

一天傍晚，保健医生刘佳武和卫士陪任弼时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农拿着竹竿伫立在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人家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老农一一作答。他又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给糟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是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害了群众的庄稼。他当即向老农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卫士通知管理员，不得再把鸭子放养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养在那里，结果未见到一只鸭子，这才放下心来。

工作人员进城办事，经任弼时同意，可以用配给他的那辆旧吉普车。但他总一再叮嘱，最好把进城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有一天半夜，秘书的爱人临产，当时任弼时刚吃了安眠药入睡了，工作人员不好打扰他，就用三轮车把产妇送到医院。第二天他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批评工作人员太机械了，该用车也不用，如果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出了事怎么办？

他谦恭虚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斗生活，影响了任弼时的健康，但他始终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当他病情加重时，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任弼时常说：“我们每个干部决不可以把自己现在的地位以及工作中的胜利与成就，看成完全是由于自己个人的本领，以为自己的本领真的比什么都高大，以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们不懂得自己的成功，正是因为自己是为党工作，才会获得这些成功，反而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英雄’，甚至离开党而去寻求个人的名誉地位，那就非常错误，非常危险。”

任弼时从16 岁参加革命至46 岁逝世，把30 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历尽艰险，奋力前进，对我们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对丰富毛泽东思想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居功，从不谈他自己。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与任弼时交谈中谈到任弼时在红二军团整军建党的经验时，任弼时马上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的功劳，是红二军团同志集体努力的功劳。”

任弼时刚到中央苏区时，战士们不认识他。有一次，他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像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当他的动作稍有进步时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这时，通讯员跑来喊：“请首长去开会。”那位战士一问，才知道这学刺杀的人是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脸一下涨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

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投入大生产运动。任弼时带头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首先带领机关干部在住地附近开垦出一大片荒地，种上了瓜果蔬菜。边区军民穿衣用布也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男女干部、战士都来纺纱织布，解决穿衣问题。为了带动边区的纺织运动，体弱多病的任弼时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操起纺车学纺棉纱。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累得直不起腰以后，终于纺出了一手好纱。在1943 年3 月的一次军民纺纱比赛中，任弼时所纺的纱被评为第一，博得全场喝彩。

任弼时在北京养病的时候，常到景山散步。他的身体不宜走远路，警卫同志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但这个小门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他拒绝了走小门的建议，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不能破坏。”

最闪光之处，还是任弼时的“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1947 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个人，又是最忙的一个人。

任弼时1947 年初得了动脉血管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党中央一再决定让他住院治疗，他却仍然不肯放下工作，仍时时支撑着病体协助周恩来工作，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他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关系，一个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利用党中央决定让他休病的期间，来到杨家沟等十几个村子，调查研究土地改革情况，及时纠正了土改中混淆敌我、错划成份、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错误。1949 年春，他抱病工作，研究了城市工作问题、生产问题、财政政策、人民负担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建国后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4 月11 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只讲了一半，便因体力不支而由他人代讲。由此他被迫到苏联治病。1950 年4 月，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迫切要求回国工作。回国后，党中央要他继续休息，医生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但他却主动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信，坚持要求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只得同意他每天工作4 小时。可真一恢复工作他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 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 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会超过8小时。每逢毛泽东在夜里召集会议，他都坚持参加，并且白天照常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前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病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常常工作至深夜，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10 月25 日凌晨，终因劳累过度，病情突然恶化，导致脑溢血而去世。

任弼时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沉痛地亲自为任弼时执绋扶灵将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2004 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来源：《党史文汇》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