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决策层

——兼论任弼时的政策思想

蔡庆新

[摘要]在解放战争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分担着由战事胜利推进而产生的亟待解决的种种政策问题。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90%，分化其余的10%。这是任弼时在这一时期政策思想的主导。他完善、细化土改政策，纠正“左”倾错误，尖锐地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鲜明地提出若干政策界限，比较系统地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时，他强调要发展生产，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支持长期战争。他对出征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提出总原则，并规定政策细节。关于城市解放以后的矿产和房地产问题，他明确提出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为避免因原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他向中央建议，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正是以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土地改革；部队供给；城市产业；政策思想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迎来了为新中国奠基而进行决战的历史阶段，肩负着以战争形式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政权的历史重任。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位居中央决策层的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分担着由战事胜利推进而产生的亟待解决的种种政策问题。本文拟以任弼时在处理土地改革问题、部队进入外线作战后的供给问题以及城市解放后的产业问题为例，对他的政策思想作一简要分析。

一、完善、细化土改政策，纠正“左”倾错误

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5页。）。这是任弼时在解放战争时期政策思想的主导，特别在纠正土地改革“左”倾错误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任弼时觉察较早。1947年9月26日，中央工委在关于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问题给中共冀东区党委的指示信中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90页。）任弼时阅后，认为上述两点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阶级关系变动而产生的新情况，是政权建设中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必须把握得当。他专文致函毛泽东，在同意将工委原电转发各地“采择试行”的同时，向毛泽东建议转发时加两个“注”：一是要“指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因他了解到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其中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农民代表会，则将有一批中农也不能参加；二是在规定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他写道：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中农上升为富农者，“剥去其选举权似不妥，也不必要，如吴满有式的富农，剥去其选举权将产生不好影响”。

任弼时还认为，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否应完全如旧式富农同样处理，也值得考虑。鉴于“下面由富农手里拿出多余财产等，多是采取逼、吊、打的办法；同时，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都拿出来，在农民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可否规定对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应当劝说他们自动拿出平分（如对富裕中农一样），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财产、耕牛和农具，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者外不动，或简直规定不动他们多余的东西（土地除外，即土地应平分），以示与对旧式富农处理的分别”。（《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412页。）这是任弼时关于团结全体中农、区别对待新旧富农政策见诸于文字的最初表达。

这个建议毛泽东非常重视，当即批示“照办”。于是，中央在转发工委这一指示时，在政权名称处加上“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在地主富农“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处，又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中央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90页。）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规定彻底实行平分土地的方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运动广泛发动后，一些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如：把中农错定为地主或富农；在一些老区、半老区早已完成土改且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仍然重新平分土地；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捐税；对地主、富农及地主中的恶霸与非恶霸不加区分，不给出路，甚至“扫地出门”；排斥知识分子等。这些“左”的作法，造成解放区阶级阵线混乱，妨碍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此，任弼时作出迅速反应：10月9日，致电晋绥分局并转中央秘书处曾三，请他查找是否存有中央1933年颁发的“阶级或称阶级分析的文件”，“如有请经晋绥分局妥送此间”（任弼时致晋绥分局的电报，1947年10月9日。）；10月26日，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称“此间急须此件，请嘱人查出并即派人送给我们”（《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87页。）；11月8日，为中央起草致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局、太行局电，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即如何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的材料，日内电告我们”（《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87页。）。显然，任弼时已觉察到“左”倾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阶级划分标准不清，必须尽快制定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划分阶级的政策。

一个多月后，任弼时终于找到了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的指示》，决定将这两个历史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这成为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正式提出要“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的开始。

这一阶段，由于过度劳累，任弼时病倒了。他利用养病的机会，除亲自对驻地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调查，访问农民，征求对土改的意见外，还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群众干活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人口、土地数量以及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由此，任弼时掌握了驻地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带着调研成果，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在会议准备阶段，他负责主持土改小组的讨论，听取了全国土地会议情况及陕甘宁、晋绥土改情况汇报。在正式会议上，任弼时结合自己的调研情况和讨论中许多同志的意见作了重要发言。他尖锐地指出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具体表现，鲜明地提出若干政策界限，比较系统地提出相关解决办法。例如：

对中农，任弼时说：经过减租减息的地区，中农占人口的比重大约为50%—60%，将来还会更多。在战争和生产中，中农都有决定作用。因此，中农被错定成分者，应将成分降下来，没收的东西尽可能退回。对地主，任弼时指出：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富农，任弼时讲道：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富农亦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土地平分，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对地主富农中有工商业的，应“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对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

此外，他还提出了对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分的政策：“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93页。）

任弼时的这篇发言，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和新老解放区的土改问题，政策界限鲜明、划分细致，极具操作性，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接着，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代表中央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全面系统地就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几大亟待解决的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

任弼时明确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关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任弼时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新老中农。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坚决纠正错定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否则，“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任弼时强调“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关于工商业政策，任弼时强调，对一般工商业是应当保护的，对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任弼时认为，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存在的乱打乱杀等问题，任弼时郑重宣布：“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真正罪大恶极的大恶霸，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任弼时选集》，第417—435页。）

任弼时的这篇讲演理论上高屋建瓴，政策上切中实际，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当天，毛泽东即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任弼时传》（修订本），第800页。）

这个文件下发各解放区后，立即成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蓝本，发挥了巨大作用。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作新解放区土改工作报告时说：“这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5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二、立足支持长期战争、建立新中国而制定政策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相继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必须要有强大的后勤补给支撑。任弼时认为：“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65页。）早在3月间，任弼时致电贺龙等，派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和白如冰一起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5月初，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任弼时曾为中央起草给薄一波的电报，要求会议制订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7月初，他请西北局贾拓夫将白如冰等带回来的华北财经会议的各项文件，包括各区财经报告和各项统计送他阅读研究。月中，又电示在后委的李维汉和李克农等，对各地送来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中有关土改、财经和武装政策等内容，加以整理后分别写成简短扼要的材料报来。在掌握大量信息后，10月24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了《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发展生产，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支持长期战争。他指出，“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65页。）这一指示为解放区支持长期战争指明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根本原则与出路。

出征部队进入外线作战后的首要问题是供给问题。为此，11月11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关于出征部队的供给等问题的规定》，对出征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提出总原则，并规定政策细节。

考虑到五大战略区所到之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各不相同，尚不具备统一财政收支的条件，任弼时明确指出，“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在此之下作出具体规定：（一）凡进入蒋管区作战的部队，应利用缴获和没收的物资作自力更生的打算，“要有一切不靠原来区域接济之决心”。原所属地区虽然解除了出征部队供给任务，但“应当就力之所能来补助出征部队，使他渡过困难”。（二）在主力出动不远，且新老区完全联在一起的地区，出征部队的供给“仍由原区统一筹划”，其缴获的粮食、资财，“除分一部分给群众外，要充作自己预算以内的开支，一切多余资财必须负责保存上缴”。（三）新开辟区与老区尚能联接的地区，“则可扩充老区货币流通范围”；离老区较远的新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即可建立银行发行纸币”。必须注意巩固票币信用，高级党委和财政主管人要切实掌握发行数字，“绝不能单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四）出征部队首长和党的领导机关在新创根据地内，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财经工作”，“规定严格的财政供给制度”；原属区域领导机关“有责任大批供给新区财经工作的得力干部，保障新区能迅速达到自力更生”。（五）甲战略区部队进入乙战略区域作战时，原则上应由乙战略区负责供应。（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86页。）

此后的战事进展证明，人民解放军能够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胜利推进，使解放区不断扩大，除了老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进军伊始就制定了因地制宜就地取粮、取物的供给政策，给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兵家常理以全新的诠释。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展开，党的工作重点迅速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大军南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党的政策必须及时跟进。任弼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地研究涉及到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郑州、许昌解放以后，出现了矿产和城市房地产问题。如何处理这些产业？能不能没收作为党产？这不仅是战事胜利推进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更涉及到全面执政后的政策问题。1948年12月11日，任弼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明确指出：“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的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对城市中的房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产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同时声明：“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57—558页。）这一政策的规定，无疑为保证解放初期城市恢复工业生产、经济运行和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解放军军管会对原反动组织人员作出了限期登记的规定。鉴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1949年1月22日，任弼时向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建议：军统、中统等特务系统人员和国民党党部及三青团团部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而“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因为这件事如若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任弼时说：“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在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要好一些。”（《任弼时选集》，第462、463页。)任弼时的意见得到了书记处的重视，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指示》，规定：“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予履行登记手续”。(《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这应该说是任弼时在解放战争时期以争取90%、分化其余10%为制定正确政策思想主导的又一例证。

三、任弼时政策思想的特点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人心向背是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对此，任弼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在革命大潮中的审慎。从梳理他为中央起草的这几份文电和讲演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他的政策思想的特点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一）抓住实质、切中要害，是正确制定政策的关键。

任弼时一向注重调查研究。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抓住要害问题。他曾说：领导者要学习黄河船夫，舵手在惊涛骇浪中把准方向，预见风向水势；要认真作一两个村的典型调查，掌握规律性的问题，发现一点新经验，及时推广。调查不要陷在材料中，要认真分析，抓住实质性问题，像宰猪一样，切中要害。(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825—826页。)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广泛收集有关土改的各种信息资料，抓紧一切机会深入农家或听取汇报。在综合分析研究中，从把中农错定为地主或富农，对地主、富农不加区分等等众多“左”的表象中，找到实质问题——划阶级、定成分没有规定明确的标准。于是就有了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日前一天，找寻1933年中央颁发的相关历史文献的举动。这样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举措，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一度出现“左”倾错误倾向后，中央很快就有了一系列纠正措施出台的非常关键的一环。

（二）严谨调研、科学判断，是正确制定政策的基础。

雇农、贫农、乡村工人及其他一切无地少地农民在中国全体农民中到底占有多大比例？这关系到对农村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是直接影响划阶级、定成分的重要问题。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在老区、半老区应当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基本估计。

十二月会议后，为了准备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任弼时进一步阅读研究各地送来的材料，细致地核对各种基本数据。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乡村工人及其他一切无地少地农民“在老解放区一般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估量和其他解放区的统计和估计，有明显的出入。为了核实情况，1948年1月8日，任弼时致电刘少奇：“据太行《团结人口百分之九十》小册子中统计，则中农在土地分散地区，在抗战前即约占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现应更形增加。晋绥、陕甘宁，新旧中农合计，据估计与部分统计，亦多在农村人口半数左右”，如此，则老区雇农、贫农及其他无地少地的农民占人口的比重不可能“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在电报中询问，“所说是否根据其他各地情况，望告”。10日，刘少奇复电说：“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不很充分的，因此以不写这个数字为宜。”(《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95页。)在这样认真严谨的调研、思考与辨析中，任弼时作出对中农比例相对准确的估量：“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有了这一基本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团结全体中农的各种政策，自然就达到了团结农村90%的人口，以实现“我们消灭封建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任弼时选集》，第420、423页。)

（三）高瞻远瞩、稳健谨慎，是正确制定政策的保障。

任弼时进入中央很早，八七会议即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经历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有辉煌的业绩，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历炼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从不诿过，能够不断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在党的七大期间撰写的发言稿中郑重坦诚地写道：“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正因如此，当他成为党中央决策层的一员，承担着制定、把握政策策略重任时，他谨记历史教训，细致谨慎地对待他所负责与涉及领域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面对党从领导战争到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在制定、完善政策过程中他能够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纠正党内过去的错误，使之“不致重复过去的错误”。(《任弼时选集》，第393页。)

任弼时认为：“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把封建阶级消灭，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任弼时选集》，第425页。)怎样理解“很艺术”的领导呢？笔者认为，这里的“很艺术”就是“很策略”。这也是他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把握。比如，任弼时强调“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土地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不仅必须清醒地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给予有力的政策保障。任弼时还明确反对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在土改整党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任弼时选集》，第427、430、428、440页。)事关政策问题，他都非常稳健谨慎。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正是以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其间反映出的任弼时政策思想的特点更成为我们今天和明天制定政策的重要历史借鉴。

﹝作者蔡庆新，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