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潘敬国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任弼时同志主持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同志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这个发言后来在收入《任弼时选集》时题名为《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文章，仍能深切感受到任弼时同志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风范。

湘赣工作座谈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大反攻阶段，延安整风进入最后阶段，党的七大即将召开的重要历史时期召开的。这次座谈会全面总结了湘赣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对以原湘赣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新的抗日战场，对《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最终完成，对延安整风继续深化，对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

“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在主持湘赣座谈会过程中，任弼时同志全面阐述了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记载党的历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我们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

历史问题常常是现实问题的源头或背景，现实问题又往往是历史问题的延续或翻版。对历史问题涉及的人和事如何评价，对历史问题提供的正反两面经验如何汲取，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的重要保障，要把重大的历史事实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判，不能离开历史条件的变化，用后来的政策评判。对此，任弼时同志理解深刻。在湘赣座谈会上，他明确提出，研究湘赣苏区历史问题，“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不能够以现实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他举例说：在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和他们合作，打击蒋介石，以争取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但是超过这些要求，说那个时候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就不对了。”此前，在向陕甘宁边区系统干部作整风学习动员时，任弼时同志就曾提出“要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要全面看问题，所谓全面，就是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和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既要看到缺点错误，也要能发现优点。这样，在开展批评时，才会“对己要严，对人要宽”。在分析处理历史问题时，才能对事对人对历史负到责任。任弼时同志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因而他能够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历史评判难，作为当事人评判自己经历过的历史事件更难。关键在于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在座谈会召开伊始，任弼时同志就指出，湘赣旧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执行了“左”的路线，而且新省委执行的是更“左”的路线。他具体检讨了以他为首的新省委在查田查阶级、思想斗争、群众动员工作及肃反等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分别总结了新旧省委各自的工作成绩和工作中共同的缺点，明确否定了所谓旧省委（王首道、张启龙等）篡党、蔡会文篡军的说法。对自己在新省委书记任上没有尽到的责任，他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任弼时同志直面问题，不避讳、不隐瞒的态度，使与会者顿时放下了思想包袱，会议气氛变得坦诚而热烈，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

“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党克服自身问题，不断砥砺向前的有力武器。必须承认，在党的干部中，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客观地讲，任弼时同志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犯过错误，工作中也有过缺点和失误。对此，他毫不隐讳，严格进行自我批评，深入检查分析自己的缺点及其产生的根源，吸取教训，警戒自己，提醒战友，最终达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的目的。正如任弼时同志自己所言：“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

任弼时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他开宗明义，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他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问题上、军事问题上，都有“左”的错误；在肃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说：“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

敢担当，必须出以公心，心无私念，这样才能襟怀坦白，勇于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弼时同志对历史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对自己所犯错误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政治情操和道德修养。客观、坦诚、敢担当的精神使得原湘赣省委的干部迅速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放下了思想包袱，坦然、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弼时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绝不是了结个人恩怨，更不是随风转舵，而是为了从中引出教训，并以此为戒，启发教育全党，使党员干部今后少犯或不犯类似错误，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党的七大提出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任弼时同志就是执行三大作风的典范。

“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萧克同志曾经明确指出：“善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是弼时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任弼时同志认为：“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

要想团结同志，首先需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需要科学评判，既不能因为错误而抹杀其贡献，也不能因为功劳而掩饰错误。任弼时同志说：“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目的，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总起来说，我们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对个人来说，则应着重反省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如此，才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这里得到了最佳体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使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就是不过分追究历史责任；批评，就是敢于指出错误；再团结，就是在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实现胜利。团结成为这一方针的关键一环。

为了能真正地通过搞清历史问题，实现党内团结，任弼时同志发言最后一部分有针对性地强调了旧省委的成绩。湘赣问题在于解决历史问题，历史问题解决了，自然就能起到团结同志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在发言中多次指出，旧省委有成绩，因为“其中还是有些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他明确表示“王首道、张启龙等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后来新省委“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创造湘赣红军，谭思聪、王振、谭家述、李天柱、萧克、蔡会文等同志“是有功绩的”。有了这样的点评，一大批同志得以轻装上阵，既实现了党内团结，又鼓舞了工作积极性。

王首道同志曾这样评价这个发言和任弼时同志：“他襟怀坦白，热情诚恳，严格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敢于批评别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又严于解剖自己，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使我们深受教育。”这个发言文风朴实，观点鲜明，不浮饰，不推诿，成不居功，败不诿过，不文过饰非，不矫枉过正，为后来的党史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

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书写这部教科书时，任弼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团结同志的目的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党课，其中表现出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更是值得每一名党员学习。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研究员）

（来源：《前线》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