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邓小平的前七十年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编者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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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邓小平的前七十年
——《邓小平年谱（1904—1974）》编者访谈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近日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刊上期以《复出的步伐——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为题选发了年谱记载的邓小平1973年的主要活动。为进一步了解这部年谱的资料来源、形成过程和编辑思路，挖掘年谱中展现的新鲜内容，本刊记者采访了《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编撰人员。现将采访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记 者：年谱是反映谱主生平思想最好的工具书，人们看重它是因为它能系统、完整地披露大量原始资料。请介绍一下，《邓小平年谱（1904—1974）》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什么？年谱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和原始档案情况如何？
编 者：《邓小平年谱（1904—1974）》确实披露了邓小平生平前70年的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中央档案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军委档案馆、一些省市档案馆和党史研究部门以及境外一些档案部门，基本上都是第一手资料。另外，一些老同志、邓小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提供了不少资料。邓小平的早年活动就采用了从法国、俄罗斯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我们赴俄罗斯收集到了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的珍贵档案资料，包括他当年拟写的学习计划、填写的各种表格、撰写的自述以及党组织的鉴定等。再如，战争年代的军事电报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原始档案。为了充分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的活动，我们收集、核阅、研读了10多万份邓小平的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档案资料和书刊材料。全国各地保留或修复解放战争时期刘邓革命活动的主要旧址达70多处，我们实地考察的有60多处。例如：指挥上党、平汉战役时住过的赤岸村、峰峰煤矿、伯延镇；自卫防御作战期间住过的冶陶镇、白衣阁、石林镇；战略进攻时活动过的孙口黄河渡口、赵家楼、羊山集、大别山区；战略决战前夕活动过的韦寨、鲁山、宝丰；淮海战役中住过的临涣集、小李家村、贾凹村；渡江战役前后住过的徐州大北望、商丘张菜园、肥东瑶岗、南京、上海等等。
记 者：关于邓小平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年谱介绍得比较简单，是不是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从年谱上能不能看到邓小平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编 者：年谱对邓小平14岁以前的成长过程介绍得比较简单，主要是因为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本着真实可信的原则，没有引据其他资料。从后来他本人的回忆等，还是能看到家庭对他的深刻影响。
邓小平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子，一出生就受到全家特别的关爱。关于他的家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一次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他说：“我的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改换祖宗。”他的母亲贤明能干，热情善良，乐于助人。母亲的言传身教，对邓小平性格的培养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父亲长年在外，邓小平在15岁离开广安前跟母亲相处更多一些。他十分敬重母亲，晚年时曾说过：“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父亲邓绍昌思想开明，他创办新式学堂，让邓小平接受新式教育。他做过当地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的头领，辛亥革命时曾率众参加广安的武装起义。邓小平进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是靠父亲的坚持。因此，如果说母亲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父亲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父亲的这一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轨迹。而母亲对邓小平留法则是不赞成的，她疼爱儿子，担心出远门吃苦受累，同时也希望长子能留在家里，将来主管家事。因此，如果不是父亲的坚持，邓小平也许一辈子会留在家乡广安，继承并操持家业。
记 者：邓小平16岁就赴法勤工俭学，可能是当年年龄最小的勤工俭学生。他赴法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年谱对这段历史是怎么反映的？
编 者：邓小平最初是怀揣梦想、一心求学的，但到法国后很快就陷入困境。他只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三个月，就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此后，辗转到施耐德钢铁厂做工，在那里吃不饱饭，也拿不到工资，还倒赔100多法郎，且常常受到工头的欺侮和辱骂，终因不堪忍受而辞职。由此，他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他做过各式各样的杂工，包括在饭馆做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等等，这些都只能勉强“糊口”。虽然没有文献记载说邓小平去法国是为了“学点本事”、“工业救国”，但从他后来写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他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他还说过：“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然而，残酷的现实令他心灰意冷。所幸的是邓小平后来遇到了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等，受他们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 者：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历史，有原始文献记载吗？
编 者：有关邓小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党组织的情况，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自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他说，1923年3月离开哈金森工厂前，舒晖嶂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汪泽楷也同他谈了两次话。6月，他离开夏莱特到达巴黎，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穆清接洽，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入党时间，有文字记载，1924年7月16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旅欧支部的党员。所以，年谱将邓小平的入党时间确定为1924年7月16日。
从加入党组织那一天起，邓小平就坚定了自己的终生信仰。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在处理婚姻问题上，邓小平表现出同封建主义传统作斗争的鲜明态度。年谱引用了邓小平在法国给父母写的信，提出与一岁时父母为自己订亲的唐姓女子解除婚约。父亲回信大骂他不孝，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邓小平没有畏惧和退让，依然坚持退婚。最后父母不得不将唐姓女子作为邓家女儿嫁了出去。对于退婚的理由，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明白：“我到法国后，‘自由恋爱’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
记 者：年谱披露了一个小细节：邓小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填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对他的这个自我评估应当怎么看？这方面的才能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是怎样得到印证和表现的？
编 者：应该说，邓小平的自我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这方面的才能最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给他签写的鉴定书中就得到了印证：“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这也是邓小平后来第一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回国后，先到冯玉祥部中山军事学校担任中共组织书记。还在赴任的路上，他就向同行的伙伴和沿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中山军事学校，年仅23岁的邓小平不仅兼课而且在一些大场合演讲，据听过他演讲的人说，他讲话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引人入胜。不久他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表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
也正因为这样，1929年，中央委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党的工作，组织起义。他自己后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在那里他独当一面，动员和宣传群众，组织起义，更显露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宣传组织水平。1933年他到江西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毛泽东、朱德途经瑞金时决定留下，与他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不无关系。在第一次遭受政治磨难后，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年谱对他主编的《红星》报的重要内容作了反映。长征开始后，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手刻蜡纸办报。读者从《红星》报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根据长征中遇到的新情况，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并鼓舞士气的。抗战开始后，邓小平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进军大西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西南局书记，八大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组织工作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记 者：抗战时期是邓小平在军事、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处于复杂艰难的战争环境，资料收集难度应当不小。你们是怎样做到生动而又详尽地反映这个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
编 者：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等军队和地方党的双重要职，既有具体负责一方面工作的经验，也有单独主持全面工作的经历。如何生动再现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政治活动是年谱的一个重点。如，八年抗战时期邓小平是在太行山度过的，战事频仍，四处转战。单是为了确定他这一时期的行踪，我们就查阅、核实了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我们查阅了“一二九师阵中日记”，找到了“刘伯承日记”、“张南生笔记”等一大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我们还专程到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实地收集资料。综合各种资料，最终确定了邓小平转战太行的基本行踪。其中使用的大部分资料属首次公开发表。
如何反映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也是编撰中的一个难点。从1938年1月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开始，他和师长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彼此相互尊重、配合默契，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过许多战役，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留下了“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可以说，邓小平的军事思想与活动同刘伯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毕竟又是两个经历、性格和爱好不尽相同的人，工作分工也不同，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作政治主官。为了既充分反映邓小平军事活动的特点，又能照应到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经反复考虑，我们把记叙重心放在谱主邓小平作为政委的活动和建树上，同时也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邓小平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原则、形式与各种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的论述等。
记 者：邓小平多次讲：“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他在回答日本客人提出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请结合年谱内容谈谈，他为什么这样说？
编 者：邓小平说过“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因为“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突然抢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料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驰骋中原大地，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强渡长江，攻占南京。后指挥进军西南，强弩隐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成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老同志并发表谈话，纵论二野历史，并分析了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年谱虽然主要记述邓小平的活动，但由于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通过他的视角，我们能感受到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痛快淋漓的气势，也更深切地体会邓小平为什么将之视为“一生中最高兴”的时期。
记 者：关于建国后邓小平的活动，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比如，邓小平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到1952年调任中央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后担任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请谈谈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主要工作和杰出贡献。
编 者：年谱1950年至1952年7月摘引了邓小平为西南局起草、修改的大量文件。他提出西南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要建设一个由农业到工业，由落后到先进，由贫穷到富裕的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他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年谱1952年8月至1956年9月记述了邓小平初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分管过监察、民族、人事以及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等部门的工作。他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他实事求是、妥善协调各方关系的工作艺术，他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做事果断的工作作风，都让毛泽东很满意，对他很信任。195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邓小平还参与了处理高饶事件、筹备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筹备中共八大以及中央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情况过去知道得比较少，年谱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6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是邓小平工作最忙的10年。他经历了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党在领导人民取得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党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总的来说，邓小平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就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过许多正确的、积极的思想主张。比如，1957年上半年，就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问题，他指出：“这个制度好不好，决定于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注意调整。”1960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只要能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好。到底是快好还是慢好？现在看来，能快还是快点好。但是，快也是有条件的，受客观规律限制的。不能说越慢就越合乎客观规律，有较快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认识它。”1964年他在谈到工作标准时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衡量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们能不能发展生产力，能不能比较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1965年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消灭剥削制度。单单企业归国家管理，不叫社会主义。”这些思想，今天看来，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对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很大的帮助。
记 者：人们对“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而后又复出、再打倒再复出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认为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忍耐和坚持。年谱是怎样反映这一段历史的？
编 者：邓小平是被动卷入“文革”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从年谱中可以看出，在被打倒后，特别是面对大字报对他的污蔑诽谤和“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他也很不平静。他于1967年4月3日、7月9日、7月29日、9月18日四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想当面向毛泽东澄清自己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久经考验的大政治家，即使身处险恶环境，邓小平还是表现出相当的从容镇定，努力争取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年谱收录了他1968年7月5日写完的《我的自述》，1968年11月4日致汪东兴的信，1969年5月3日致汪东兴并请转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共中央的信。邓小平表示：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继续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请党分配给小小的工作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尤为可贵的是，即使身处逆境，在为他人写证明材料时（如1967年11月3日关于钱信忠问题、1967年12月28日关于魏文伯问题），邓小平都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记 者：那么毛泽东对邓小平被打倒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与邓小平后来的复出又有什么关系？
编 者：1967年1月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就邓小平的问题作过表态，年谱中记载有18次。在这些谈话和批示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要批，但同时又坚持：对邓小平要保。毛泽东还多次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如1968年10月13日谈到：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1971年8月15日又谈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了肯定邓小平的功绩，毛泽东还驳斥一些人对邓小平的污蔑。1968年6月30日毛泽东说：有人说他（指邓小平）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太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此人厉害。在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把邓小平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的这些表态，使林彪、江青等欲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开除邓小平党籍、把邓小平置于死地的图谋未能得逞。毛泽东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多次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他1972年8月14日批示：“这些事（指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成为邓小平复出的主要依据。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正是以毛泽东的表态为依据的。
记 者：“下放”江西对邓小平来说，一方面是靠边站，但一方面，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也在此时逐渐沉淀和积累。不过，从年谱中似乎看不到这方面的材料记录。
编 者：在江西的三年多时间，是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但这三年，邓小平主要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平日活动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不多。他本人后来对这段历史也没有太多回忆。最直接的记录是他写的少量信件，反映了他和家人在一起、在工厂劳动等的日常生活。如1970年9月13日他在致汪东兴的信中提到：“劳动成了我们最大的一种需要，虽在盛暑，我们也坚持到工厂。”他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在寂然的等待中，邓小平也保持着与中央的联系，时刻关注国内政局的走向。他给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写信、谈家事、作政治表态等，年谱中记载有九次。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对促成他1973年复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期间，邓小平确实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思考。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思考是不可能留下直接记录的，但侧面反映还是很多。比如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年谱记载，邓小平到江西后不久，他在北京家里的图书也被托运到江西。这些书，除马列著作外，还有中外历史、文学、哲学、传记等书籍。他还坚持每天听广播。另外，邓小平当时虽处于相对隔离状态，但毕竟每天去工厂劳动，有机会和工人接触，能够了解到社会底层的一些真实情况。他也认真听取插队回来的子女讲述各自的见闻感受。临复出前的几次外出视察，又实地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年谱记载：1972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离开茅坪时，对井冈山地方负责人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1972年12月6日他听到当地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困苦时，表情凝重。1972年12月11日在瑞金谈话时说，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这些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能随便说的，可见他一直在思考国家建设的大事。即使在逆境中，邓小平也能静心思考，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小道”，就是他勤于思考的见证。
记 者：所以，尽管邓小平在“文革”初期离开中央领导决策层长达六年之久，但他在1973年复出后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却彰显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
编 者：的确如此，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没有落伍。年谱记载，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邓小平在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的会议上,分析当前中美、中苏、美苏之间的战略关系时提出：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各方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这是对国际形势很精到的分析。在对国情的判断分析上，他多次强调中国人口多，经济还很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其他如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对中日关系的分析、对体育问题的指示、对环境保护的强调等，都表现出他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记 者：编撰《邓小平年谱》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邓小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哪些地方给你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编 者：印象深刻的地方很多。再举两个例子：一是邓小平在外交方面的雄辩才干和斗争谋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论战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当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960年邓小平三次赴莫斯科谈判，和苏共展开论争，当时没有公开报道，许多研究者不清楚这一年他的行踪。年谱详细披露了这一年的行踪，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中苏两党的论争材料，充分反映出邓小平立场坚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不辱使命的外交才干和政治韬略。二是邓小平同毛泽东之间相互信任，深厚的革命情谊源远流长。上世纪30年代在苏区邓小平被打倒，成为“邓毛谢古”的“头子”，这是他和毛泽东相识相交的开始。从长征后期到抗战初期，邓小平的处境一步步好转、职务一步步提升都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提升相关联。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主政西南，邓小平勇挑重担，敢打敢拼，独当一面，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交办的各项任务。1952年8月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党的八大后到“文革”前一直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参与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后来在“文革”中邓小平虽被打倒，但毛泽东始终持保他的态度，在1967年5月的一个深夜还找他谈话，征求对即将在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的意见。当然，这次谈话不可能愉快，邓小平没有表态。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对邓小平失去信任。同样，邓小平在逆境中，坚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
记 者：人们都把邓小平称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今天，请谈谈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生平思想的重要意义。
编 者：《邓小平年谱（1904—1974）》，是继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出版之后，经过多年努力编撰而成的。至此，反映邓小平一生主要经历、革命业绩和思想发展的年谱就全部出齐了。全书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从少年时代到1974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奋斗的业绩和作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始终保持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邓小平辉煌的一生，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渊源，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无疑会有帮助。我们党一贯强调继承发展，一脉相承。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了解过去，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规律，从中获得智慧和启迪，使我们对今天的现实问题能从一个历史的、宏观的大视野去把握，并增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全国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今天，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生平思想，仍然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