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指导文史教研室编教材

陆钦

1977年3月至12月，胡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很关心文史教研工作。有一次，我们应约到他的办公室去座谈，地点在甲级楼；另一次，他到文史教研室来调研，地点在16号楼二层会议室。两次见面，他谈了许多关于如何读书、如何搞好教学科研的意见。事过几十年，现在回忆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我们要把多年来各种运动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多读书，读好书，一天读多少字，一个月读多少字，一年读多少字，脑子里多装知识。二、读什么？要多读经典，古今中外的名著就是经典，要列出一个书目，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三、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要学以致用，要为我们国家未来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四、结合文史教学定出科研计划，从基础的东西做起，一步一步搞出成果来。五、文史教学研究是中央党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借鉴。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耀邦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和大家打成一片，特自然，特亲切，特热情，特真诚，特直爽，真好像亲人在和我们拉家常，但很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面，让人回味无穷。

在耀邦同志热切期盼和关怀指导下，文史教研室编写了六本书，总计222万字。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态度》（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革命文风》（中央党校教材）、《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选注》（上、中、下三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古文选注》（中央党校教材）。

《论科学态度》《论革命文风》这两本书编起来占用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拨乱反正，要正本清源，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在科学态度、革命文风上的经典论述。教研室几次开会反复研究，最后还是决定：要通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来收集有关的资料，这是何等浩繁的工程。《马恩全集》50卷3200万字，《列宁全集》38卷1600万字，《斯大林全集》13卷300万字，总共5100万字。一共十几个人，分工通读，要细读、要精读，从这几千万字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以上两方面的论述，取得大量资料后，归纳若干问题，回过头来再审视选文段落，是否恰当。在编书过程中，精神上受到一次洗礼，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受益匪浅。经过反复讨论，再三斟酌，最后成书出版。我还记得书稿《论科学态度》征求意见时，吴江同志的反映是三个字：“看不懂”。当时教研室主任安庆山同志在会上传达这个信息时，他的面孔显得无可奈何，一次又一次用右手指梳理他花白的头发。可能是感到，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编出的东西，看过后连句安慰的话语都没有，只有冷冰冰的“看不懂”三个字。后来，我仔细地思索，这“看不懂”三个字还真的很深刻，很实在。为什么？它起码有三层意思：一、孤立地阅读一段话语，不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的确不免雾里看花，摸不到头脑；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不经过深入地解析，真的不知所云；三、任何文章的选段，都不容易摆脱“断章取义”，有时引起不同的理解在所难免。例如，当年两位大哲学家在《人民日报》上展开激烈辩论，不就是由于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思维存在的同一性的不同理解引发的吗？看来，配合“解析”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传选注》，共三册。出版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它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选编了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103位政治人物的传记，加以详尽注释。读者通过阅读他们的生平事迹，可以观察他们的人生得失、精神风貌，可以总结出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编著者为：陈作梁、刘仲亭、萧少秋。刘君呕心沥血，编著此书，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古文选注》也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编著的。选文内容尽量考虑到党校学员的特点。既有总结治国经验教训的内容，也有陶冶性情品德修养的篇章，多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每篇文章都有简评和注释。编著者为：刘景录、鲁金波、戴钦祥、张傲卉、陆钦、李亚麟。全书最后由陆钦统稿。后来编写的50多万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述要》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姊妹篇。

以上六本书，为后来的党校文史教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段编书的经历，起码有三点收获：一、文史教研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我们要经历艰苦的磨练过程，这样心里才踏实。要十分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生命非常宝贵。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二、学无止境，时代在前进，我们在业务上应当不断提高才有可能赶上时代的步伐。三人行，必有我师，但真理更可贵。亚里士多德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三、育人先育己，与时俱进，要站得高、看得远，才能更上一层楼。巴尔扎克曰：“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穷的人。”在步入历史新时期之后，中央党校文史教研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和耀邦同志的关怀密切相关。在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仅以这篇短文来表达发自内心的缅怀之情。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