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田：邓小平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刘金田
今年是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30周年。在这个时候，我们十分缅怀邓小平同志，他为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24年前，也就是在1978年10月22日，是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的身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到日本访问，并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签字仪式。
当时，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等。
23日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邓小平首先对日本政府的邀请表示感谢。他说：“几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现在终于实现了。十分高兴和首相结识，这次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却相知已久。有机会当面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
福田首相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
接着，两人共同回顾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经历、波折和困难。
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会见竹入义胜，谈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三点内容
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在了两国政府的面前。
1974年8月15日上午10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
竹入义胜，1926年1月10日生于日本长野县。1964年日本公明党成立后，曾任该党副书记长、涉外局局长。1967年1月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同年2月当选为公明党委员长。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这是邓小平同竹入义胜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周恩来正生病住院，医生不允许他接见客人。所以，周恩来委托邓小平负责接待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说：“虽然与阁下是初次见面，但我从各方面都听说过邓副总理的情况，同时在照片上也经常见到你。我们到北京以后，感到这里的天气并不很热，很舒服。”
邓小平说：“按过去的情况，现在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你们有福气，也给我们带来了福气。东京是不是比这里凉快些！”
“是的。”竹入说，“如果北京到了三十七八度，那就请你到东京去。”
“不要把太热的天气带到你们那里，让你们吃亏。”邓小平的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正式会谈开始后，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50年、100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提出，在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希望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
竹入还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外相面临的问题，凡能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多次表达了要在两国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停了一会儿，邓小平继续说，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较早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关于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为。
邓小平所指的，就是不久前日本个别政府官员公开参加台湾方面举行的活动一事。
邓小平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它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他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的看法一致。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午宴款待竹入义胜一行，席间双方就中苏关系、日苏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最后，竹入表示：公明党决心为加深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力，今后有机会盼望再到中国访问。
邓小平说，周恩来总理对你发出的邀请是长期有效的，我们总是欢迎你来，互相交换意见。
1974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发生分歧，谈判断断续续，进展缓慢。1974年12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武夫组成了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日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搁浅。
邓小平说，我们对福田首相寄予希望。如果仅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1976年12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自民党总裁福田赳夫受命组成新内阁。
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再次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领导人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应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但“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人最集中的派别。一旦福田要下决心时，他周围的人就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9月10日接见由浜野清吾率领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厚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邓小平的意思是要福田内阁早下决心。
1978年1月21日，福田在国会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我本人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3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5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人员转而支持恢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7月2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8月8日，福田首相派园田外相访华。经过会谈，双方就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8月12日下午7时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宽敞明亮，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屏风前面摆有覆盖着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
邓小平出席了这次签字仪式。
在两份用中文和日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黄华和园田直分别签字，随后互相交换，又签了一遍。最后，两人站起身来握手，交换了条约文本。
全场热烈鼓掌祝贺。两国有关人士频频举杯。
与此同时，坐在首相官邸电视机前的福田首相，收看了当时的情景。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1972年2月21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椅子。
签字仪式的镜头结束后，福田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记者，感叹地说了一句：“（日中之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日本舆论普遍反应较好。《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邓小平、福田赳夫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上相互拥抱
邓小平在这次出访日本期间，他高度评价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全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这个条约，在日本原来持慎重态度的人也都表示支持。除极少数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我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也大都赞成这个条约。”
“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中国国内也有。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全场一片笑声。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话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能毫无拘束地交换意见。
当福田表示自己只熟悉二战前中国的情况，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时，邓小平立刻掐灭烟头，正了一下身子，回答说，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首相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在谈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地区访问时，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随之，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上。福田认为，中国的汉字变化很大，看中国的报纸就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邓小平说。
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自豪地说：“我的名字就是取自《诗经》这一句，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笑道：“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
10时30分，在首相官邸的一楼大厅开始举行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换文仪式。
福田赳夫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在罩着绿色呢绒的桌前。仪式开始后，全体起立，乐队奏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此刻，10月23日上午10时38分，条约正式生效。
邓小平和福田相互举杯。随即，邓小平放下酒杯，走到福田跟前，同他拥抱。福田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是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看得有点愣神，没料到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
23日下午2时30分至5时25分，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园田直外相、安倍晋太郎官房长官、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等。
福田首相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示：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副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他还说，特别是20世纪以来，日中两国连续发生不幸事情，自己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让历史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福田称，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同一切国家都友好相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外交是“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邓小平继续说。
听到“穷朋友”时，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邓小平还对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福田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非常了不起。总之，他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2000多年的友好交流史。他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但到了20世纪，却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件遗憾的事情！”然后，他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它重演。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对于福田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他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几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道：“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邓小平出席记者招待会，谈到钓鱼岛问题，语惊四座
25日上午10时，福田首相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连日来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意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讲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接下来，双方就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听到这里，都为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而大笑起来。
25日下午4时，邓小平出席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400多名记者。这些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通讯社。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多少令那些企图从这位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领导人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失望”了。
但是，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已约定的在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1972年9月田中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邓小平说得如此轻松，态度自若，使园田直大为惊叹。
此刻，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双方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说得如此的容易并合情合理，确实令全场的记者折服。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拜会田中前首相和大平前外相
24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拜访了前首相田中角荣。随后，他又前往东京大仓饭店拜会了前外相、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平正芳。
邓小平和大平如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畅叙旧情。
邓小平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本人十分感谢。”大平正芳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1972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现在，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阁下。”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通过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发展。”
谈话充满着亲切、友好的气氛。
大平正芳还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中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我和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说着他又分别指了指佐藤大使和廖承志。他还接着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他的日本话讲得比我还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承志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
“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大会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大平说道。
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1974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
这句话再次引起全场一阵笑声。
10月24日，邓小平前往日本国会，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在国会，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等6个在野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在和他们的恳谈中，邓小平谈起中国历史上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一片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
竹入委员长一语双关地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吗？”
邓小平看着竹入，微笑着点了点头。
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还参观了日本的企业。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对日本企业界元老土光敏夫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世界落后20年——“中国荒废了10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它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20年。”邓小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邓小平的这一坚强决心，给日本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