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兼论斯大林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内容提要]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烙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过程中,斯大林主义种种表现的实例可以反映出政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键词]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 斯大林主义 政治化 意识形态
出版《列宁全集》是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头等任务。《列宁全集》在苏联共出版过五版,从其出版的历史来看,每一版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列宁全集》第一版的出版是为了纪念列宁诞辰50周年(1919年),这是列宁在世时汇编列宁著作的最初尝试。《列宁全集》第二版及与之内容完全相同的第三版则是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1924年)。《列宁全集》第四版出版的决定可以说是在直接否定第二、三版的基础上做出的。
本文所要考察的是《列宁全集》第四版。上引决定清楚地表明了出版第四版的目的是要纠正第二、三版中的“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所谓“极为有害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呢?这一严重提法背后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
一
联共(布)中央在把这顶政治帽子加于第二、三版时,特别提到了第二、三版的第13卷,该卷收载的是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而涉及列宁这样一部哲学著作的附录和注释到底犯了何等严重的政治错误?先看注2。该注很长,基本上是一篇总结列宁写作该书和研究哲学(直到写作该书以后)的若干阶段的小文,属于客观介绍性质。在该注中有两个敏感之处:一处提到加米涅夫,说他于
第二、三版共30卷,编印于1925—1932年。从成书年代可以看出,这是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斗争白热化的时期,是斯大林击败其政治对手、最终确立斯大林体制的时期。这一时代烙印鲜明地显现在第二、三版的编者头上。也就是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开始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把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论逐渐政治化,以致对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斯大林在各个领域中并在各种场合下强调自己忠诚马克思主义,谴责对手背离马克思主义,同时制造“两个领袖”论。他发表并一版再版《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十月革命和俄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的策略》等著作。1935—1938年间,斯大林授命并主持、修订而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可以说是斯大林思想的集大成。在学习《简明教程》时,人们突出的印象是,斯大林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合法继承者。列宁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也得以阐释,但是经过了斯大林的加工。结果,在当时及以后党史领域中只有一部标准的《简明教程》,其他著作所涉及的俄共(布)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的评价均需与其“口径”一致,不能越雷池一步。《简明教程》成了歪曲历史真相、“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充斥历史唯心主义的杰作。⑥有学者在研究当时的意识形态时说,当时除《简明教程》外几乎再没有新的史学著作问世,有的也只是整理出版唯一可以面世的俄共代表大会记录:所谓研究,也只是加写前言、注释和人名,以及文献索引之类。⑦殊不知,就是这样的工作也逃不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亦即斯大林化,这也就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列宁全集》第四版整理出版情况的用意所在。
在一切政治、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后,以《简明教程》的出版为契机,启动了否定旧版《列宁全集》、编印新版《列宁全集》的工作。在编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的过程中,如同编写《简明教程》一样,突出斯大林的意旨和痕迹无处不在。在编印《列宁全集》中体现斯大林主义,这虽然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随处可见的事实。
二
《列宁全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需要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经历了《列宁全集》第一、二、三版的实践,在这些方面均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也确定了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如整版书籍的框架和结构、篇目收文的原则、严谨的校勘、完备的体例、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等,这些都要求把《列宁全集》的编印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任何唯政治化的思维和手段对于《列宁全集》的编印来说都是致命之伤,有违基本的客观原则和科学要求。
可以证实,斯大林本人直接干预过第四版的一些具体收文。比如,斯大林反对把列宁的哲学名著《哲学笔记》收入第四版,认为不必“把列宁的遗产抻得太长”。也就是说,斯大林可以决定“《列宁全集》中发表哪些著作,不发表哪些著作”。⑧有鉴于此,第四版的编者们处处体现斯大林主义,对此,第四版的“总说明”⑨作了很好的印证。首先“总说明”中说:“第四版最全面地实现了斯大林同志早在1923年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名义写的公开信中发出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必须仔细地收集列宁的全部著作??使它们成为党和人民的财产。”这里提到的所谓“公开信”是指
1.整版选材回避反映现实的题材,对全书的整体比重有所影响。《列宁全集》第四版开始工作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快20年了,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领导苏俄社会主义七年多的时间,但列宁文献中涉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应该是新版《列宁全集》予以重点选材和收载的对象,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这方面的编选工作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例如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文献,阐述对外开放__问题的文献,涉及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文献等等,被很有限地选入第四版,即使收载了一些,也有大量的删节。这里以比较典型的有关“租让”方面的文献为例。第四版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大加删节,仅在1920年11月—1921年3月(相当于《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0卷)的文献中就删节了近20处。“租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是列宁提出实施的一个吸引和利用外资发展俄国落后经济的办法,虽然实际上并未实行。现在看来,这一办法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可是在斯大林体制下却遭到批判,在《简明教程》中认为租让原则是“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⑩。列宁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具有极大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没能被认真地加以体会和利用。
2.文献取舍带有明显的主观目的性。第四版中有些篇目的取舍目的性十分明显,主要宗旨在于抬高或突出斯大林个人。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收那些会有损斯大林形象或表现列宁不同意或反对斯大林意见的文献。这里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就是不收列宁最后的几篇书信和文章,即《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文第二版第43卷)。这几篇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文献由于直接负面评价了斯大林及表现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观点而被隐瞒多年。再有一种方法则是多收有助于抬高斯大林威望和形象的文献,即使有些文献内容并不突出。如“总说明”中提到的《任命斯大林为南俄粮务领导者》(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392页)本为一般的国务文件,但由于它是关于斯大林的,因此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提及并收载。而这一文件作为由列宁签署的一项任命令,后经苏共马列研究院考证不能算做列宁文献,所以后来的第五版未收载,中文第二版也采纳了这一考证未收载。
3.打破常规的文献编排体例,为我所用,这主要体现在书信的处理上。从《列宁全集》第一版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整版编排框架,即著作卷和书信卷分列;同时也规定了这样的特例,即列宁的某些书信体文献,如果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的或者是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的,可以不看作一般书信而看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不编入书信卷。第四版的编者一般是遵循这一体例的,但对涉及斯大林的文献却打破常例,为我所用。收进第四版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件(包括电报之类),一律不当作“书信”而当成“著作”编入著作卷。从这些书信的内容看,很明显,既不是为公开发表和作为党的文件而写,又不具有重大历史、政治和理论意义,其升格为著作的用意很明显。第四版中,诸如此类的列宁给斯大林的信,据粗略统计,不下20余件。
4.利用文字校勘在收录文献上做文章。文字校勘工作是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些是对列宁手稿的辨识,有些是对不同版本的辨别,原本应是纯学术工作,但在第四版中也被编者用来为斯大林的“政治”服务。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列宁
5.修改列宁文献的标题。列宁文献的标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列宁文献即有标题,这按实际情况照录即可。一种是原文献没有标题,而由编者根据文献内容添加上去。如果说对第二种情况编者加入自己的意图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第一种情况编者是不可任意更改的。但在第四版中,这种更改却恰恰发生了。如列宁
6.利用参考资料的编选来贯彻编者的意图。参考资料如“总说明”和各分卷的“说明”、“注释”、“列宁生平事业年表”等,其编写的最大特点是让实实在在的史实说话。回避史实或随心所欲地添加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字,只会影响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说上述列举的几种表现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小动作”还必须受到一定的客观限制,那么,第四版对各项参考资料的编写,则由于不会受什么约束而直接地表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参考资料,尤其是“注释”,对联共(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列宁的思想和活动的介绍,完全以《简明教程》的提法为准绳,甚至在诠释一般历史名词时凡是能和斯大林联系上的都尽量联系上,哪怕生硬牵强,并且直接把《简明教程》的话和斯大林的话作为注文。如第四版在给列宁的早期文献《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
7.利用对涉及联共(布)内反对派的文献的处理。其实,上述所列各项在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中都有体现,在这里单独列出是因为第四版在这方面的处理十分明显或可以称之为十分露骨。所谓反对派人物大多是联共(布)党内的高层领导人,这些人都是与列宁共同战斗过、后来共事过的战友,实际上也是斯大林的战友。在列宁的文献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这些战友,不仅如此,文献数量还很巨大。列宁在世时,俄共(布)党内生活气氛民主,在高层领导人当中,经常会因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生争论,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列宁在争论中对反对派的批评常常相当严厉,甚至毫不留情,但这并不影响列宁与这些人的共事与合作。然而在列宁逝世、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内外一切大权之后,反对派的命运就成为命定的了。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开展大规模“肃反”、把反对派头面人物消灭殆尽之后,自然产生了如何处理反对派的尖锐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列宁大量涉及反对派的文献,一个是如何处理涉及反对派的资料。但不管是客观存在的文献,还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资料的编写,均为恣意妄为地对待反对派、拿反对派开刀提供了绝佳机会。在列宁文献的取舍上,第四版编者尽量不收有肯定或赞扬反对派人物内容的文献,而能显示反对派人物“错误”的文献尚可收进一点。关于书信,收入第四版的列宁给反对派人物的书信,一般只能编入书信卷,而不能编入著作卷;即使有幸收入的也是因为信的内容是批评反对派的工作或理论的,这样的例子随手翻翻第四版第34、35的书信两卷就可看到。关于利用校勘方法,一般是通过校勘方法删掉个别有利于反对派的句子。如
由以上种种实例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指导下,第四版编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斯大林主义。因为这些编辑工作,对于那些不大了解历史,尤其是不大了解许多历史细节的普通读者来说,在学习《列宁全集》时自然会得出斯大林永远站在列宁一边并且一向正确的结论。而为什么说第四版的编者付出极大努力呢,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第四版在参考资料中缺少人名索引。人名索引是第二、三版就有的基本参考资料,而第四版独缺人名索引,也是因为编者在准备编写人名索引时可能遇到了困难,也就是如何评价反对派人物。
首先为反对派人物树碑立传本身就是问题,其次如何评价这些人物也颇为棘手。因此第四版编者干脆不设人名索引,以免担负太多的政治风险。也有可能的是,第四版编者是有意回避做人物小传的,可能是在高压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策略,但这只是一种妄加猜测或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但是基于斯大林时期大量学者参与制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事实,所以很难说,编者在编辑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其主动和被动的成分到底是多少。
三
《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和时代烙印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当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这种带有十分明显特征的产物也随之发生变化。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进行了事实上及某种理论上的批判,但带有赫鲁晓夫时代不彻底的特征。而从批判到清算,需要在苏联的各个领域进行。这样,对《列宁全集》第四版的清算也不能幸免。1957年1月,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不到一年,苏共中央即通过了编印第五版的决定。这一决定在提到第四版时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但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比第四版及之前的第三版的:“《列宁全集》第四版尽管收载了五百多篇第三版没有收的弗·伊·列宁的著作,但仍不是完备的全集,因为其中未收入刊载在《列宁全集》第三版、《列宁文集》和期刊上的许多作品。”[11]如果仔细读一下就可以从中读出一点奥妙之处,并会发出疑问,即为什么在第三版之后的第四版会没有收第三版的一些文献呢。
实际上,对第四版《列宁全集》的拨乱反正首先还不是从编印第五版开始的。
首先,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在1956—1959年期间曾专门以“勘误表”的方式对第四版各卷的注释作过政治性的订正,第1—33卷约有409处,而其中为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作的订正,也即删去斯大林著作和《简明教程》的引文的订正,约为357处,占87.3%。这期间我国正翻译俄文第四版以出中文第一版,曾根据苏联的勘误对中文第一版某些卷的注释文字进行校勘,所以,现行中文第一版第1—33卷的注释文字和原文并不完全一致。
其次,第四版有10个补卷即第36—45卷(中文第一版只翻译、出版了其中的第36—39卷)。为第四版出补卷,也是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做出决定的,工作的进行与第五版同步,而后五卷(第41—45卷)出书已是在第五版的工作即将结束和结束以后(1965—1967年)。这些补卷游离于第四版本身,实际上成为第五版工作的一个部分。表面上看,这10个补卷可以与前面的35卷共同构成一套全集,但要从内在的编辑思想看,这两个部分可以说并不协调。
然而,这些对第四版的修修补补不足以弥补其缺陷,因此编印第五版势在必行。从第五版本身看,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改进。一是第五版的文献收载量比第四版大得多。第五版取广采博收的方针,努力汇集列宁文献。当然,那些在第四版中有意不收的文献大多被第五版收载。二是第五版的文字校勘工作中利用了第一版和第二、三版,它对以前各版都有变动,但对第四版的变动最多。第四版对列宁文献所作的删改,在第五版中一般都恢复了本来面目。三是第五版的参考资料同第四版相比有了较大改进。首先是行文风格更贴近资料的写法,更加客观。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撰写不再回避重大事件和人物,这尤其体现在第五版恢复了人名索引这一项目。诚然,第五版人名索引也带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如当时许多反对派人物还尚未平反,因此所作的政治评价也有着意回避或失之公允之处,但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须知,当时即使从苏联的权威性大型工具书《苏联大百科全书》(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编印的第二版或者斯大林以后编印的第三版)中也找不到有关这些反对派人物的资料。而第五版的“斯大林”条对斯大林作了直接的批判,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中文第二版未采用第五版的注文“,斯大林”条仅作简历介绍。
第五版对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有一定的克服,但仍然带有其时代的烙印。在第五版编印所处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只及于政治方面,还未达到意识形态的许多具体问题。苏共历史(包括列宁阶段)中被斯大林主义所歪曲的许多地方尚未纠正,由斯大林制造的无数禁区尚未打破,空白尚未填补。而最为严重的是,第五版一些分卷前言中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诠释列宁当年的思想,使列宁的思想蒙上一层“现代”色彩,实际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也背离了列宁的思想本身。因此,第五版在克服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时自己也落入了政治化的陷阱。
注释:
①参见《苏联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6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27页。
③米丁、拉里采维奇、尤金《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引自《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
④《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7、858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
⑥周尚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评析》,载于《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⑦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⑧〔俄〕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下册2005年版东方出版社第976、981—982页。
⑨参见《列宁全集》第1版第1卷第Ⅲ—Ⅷ页。
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5—286页。
[11]《苏联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7卷1971年俄文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