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六项任务的第一项。而第一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中之重”。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已经出版，这是中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基本观点18个子课题的研究工作也正在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但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与中共中央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相对照，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左”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教条主义的“牛圈”打扫起来还是相当困难，“四个分清”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的接受度并没有走出低点。因此，摆在全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至少八个方面的重大主题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与时代同步的深入发展。不论从文献学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至少八个方面的重大转换。

一是发生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转变。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向“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目标转变。

二是在政治上发生了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人治到法治、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政治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发生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到强调“党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转变。

四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发生了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五是在所有制方式上发生了从单纯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的转变。

六是在分配方式上发生了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七是在社会组织方式上发生了从单一的国家中心体制到政府-社会-市场的多主体社会结构的转变。

八是在自然观上发生了从崇尚“征服自然”到强调“保护自然”、“敬畏自然”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的转变。

这八个方面的转变，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时代主题转换。深入研究和发展这八个方面的时代主题转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个神圣使命。

结合这些在我国革命与建设中发生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主题转换，我们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四大时代研究主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四）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围绕这四大研究主题，全党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不断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增强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我们对经典著作中的一些作品还不太熟悉，甚至了解得很少，很片面，两部文集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学习经典著作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大量实际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上面提到的八个重大的理论主题转换，大部分还在刚刚起步阶段，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对于经典作家的一些著作和观点已经很熟悉，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另一些著作往往还不太熟悉，甚至了解得很少，很片面，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研究和学习经典作家的文献，针对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得出新的解决方案。

经典作家对于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分配制度、金融与债务、社会建设、新闻出版、文化建设等等都有许多在今天看来具有十分重要指导意义、能够开启我们智慧的研究成果。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经济制度时，提出过从国家所有制过渡到社会所有制的问题。这其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股份制问题，而且涉及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经典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解决今天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比如我们今天研究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过很有价值的论述。马克思不仅重视普选权，而且关心公职人员的个人待遇不能过高的问题，更关心经过普选产生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罢免的问题。从来自各方面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不能行使罢免权的话，那么，整个民主过程就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有可能失去意义。罢免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核按钮一样，它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启动，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威慑意义。

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泉。当年搞革命是如此，今天搞现代化建设也同样如此。我们要以中国今天的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央的决定中还提出了几条更具体的措施：“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培养造就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作用。”

中央的决定，不仅为我们提出了问题，而且为我们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只要我们认真地按照中央的上述决定去做，我们就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我们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学术造诣比较高的理论工作者，正在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对改革现实的简单不满中摆脱出来，学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并通过这种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和匡正今天的改革实践，提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和建议。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更需要这种建设性的研究和建议，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我们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其意义可能也正在这里吧。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