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说：俄语“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词（以下简称“гос.”）不应译为“国家”，而应译为“政权”或“国家政权”。它的论证是：列宁书名中的“гос.”一词，“所指的主要是政权。而国家除有政权之外，还有领土和人民。到了共产主义，消亡的是政权，而不是领土和人民”。《胡文》的论证在这里说，国家包括三个部分，使用“国家”一词必须同时是指三个部分，如果主要是指三部分之一，如政权，就不应叫“国家”，而应叫“政权”，因为它没有顾及其他两个部分。

从《胡文》的论证看，它的意见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俄语“гос.”一词的译法，不如说是汉语“国家”一词的使用方法。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胡文》所主张的汉语“国家”一词的使用方法，用它去规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国家”一词，看看会得到什么结果。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年10月11日在它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第五部分中说：“国家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这里的“国家”指的是“政府”，属于三部分中的“政权”，同领土和人民无关，按照《胡文》的论证，“国家”一词应当改为“政权”，文件中的这句话应当改为“政权继续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新制定的公务员法称：公务员属于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这里的“国家”情况相同，按照《胡文》的论证，这句话应该改为“公务员属于政权行政编制，由政权财政负担工资福利”。同样，我们天天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应改为“党和政权领导人”。一些常见的用语如国家预算、国家机密、国家干部等，都应作相应的修改。《胡文》说：“在建设政治文明的时代，我们在使用政治术语时应当更加精确、规范。”那么，《胡文》的作者是否认为，以上实例中的“国家”一词，按照《胡文》的论证修改以后，就会更加精确、更加规范了呢？

《胡文》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首先是因为作者没有把汉语“国家”一词的实际使用情况弄清楚。

《胡文》说，使用“国家”一词，应该同时是指三个部分，如果主要是指一个部分，就不能叫“国家”。可是汉语“国家”一词在使用时，每次都是指一个部分，正好跟《胡文》的说法相反。请看我国辞书的解释。《辞海》对“国家”一词的解释是：1.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2.指皇帝；3.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辞海》的解释告诉我们：第一，“国家”在古代纯粹是一个政治概念；第二，“国家”的政治概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现代汉语词典》对“国家”一词的解释是：1.阶级统治的工具；2.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现汉》的解释告诉我们，在现代汉语中，“国家”一词已经有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政治概念，一个是地域概念。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国家”专指“三部分”之一的政权，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国家”专指“三部分”之一的地域。在实际生活中，情况正像《现汉》解释的那样。举例来说。“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的国家”，——这句话里的“国家”指的就是地域，同政权无关，无论政权是什么性质，我国始终是这样一个国家。而“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说法中的“国家”是同“党”相对而言的，它指的是政，是政府，属于“三部分”之一的政权，同领土和人民无关，这里的“国家”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前面实例中提到的“国家”都是政治概念。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也就是国家机器，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它主要由武装队伍和官吏队伍（即政府）两部分组成，人们在使用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一词时，有时指两部分的总和，有时指它的一部分，如政府或军队。

以上情况表明，在辞典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国家”一词就是两种用法，一种指政权，一种指指地域。两种用法是在古代一种用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经历了长时间的检验才确定下来的，辞书记载了社会对它们的承认，因为它们符合社会的需要。《胡文》认为，使用“国家一词”，应当同时是指“三个部分”，否则就是用词不当。这种看法表明，作者并没有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国家”一词的实际用法弄清楚。

俄语“гос.”一词的使用方法同汉语“国家”一词的使用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俄汉大词典对“гос.”一词的解释是：1.国家（指国家机器）；2.国家（指版图）。至于政权，它在俄语中另有一个专用词，那就是власть。可以看出，俄语“гос.”一词同汉语“国家”一词在概念上完全吻合，把它译为汉语的“国家”是恰当的。

《胡文》的论证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其次是因为它的用词方法跟汉语现行的用词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行的用词方法是怎样的呢？同任何社会现象一样，词语的使用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语言，包括它的词汇（各种词语的总称），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人类在使用词汇来交流思想的时候，要经过两个环节。一个环节是要明确所使用的词语有哪些含义，一关环节是要明确具体使用的是哪一个含义。

人们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意思，首先要明确这个词语有哪些含义（意思、概念）。辞书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它们就是负责解释词语的含义的。但是，词书解释词语有哪些含义，必须合乎规范，反映社会的共识，不能随心所欲。例如《现汉》在解释“国家”一词的含义时没有提到“人民”，因为“人民”一词，根据《现汉》的解释，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它属于社会范畴，不属于国家范畴。《现汉》在解释“国家”一词的含义时只提到国家机器和地域，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国家最本质的两个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形成了“国家”一词具有两个概念的共识，这是在古汉语“国家”一词只有一个概念的基础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检验以后形成的共识。既然辞书对词语的解释反映社会的共识，使用词语就只能使用辞书解释的即反映人们共识的含义，不能使用辞书没有解释的、不反映人们共识的含义（例如不能把“人民”作为“国家”一词的含义来使用）。

人们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意思的第二关环节，是要明确所使用的是词语的哪一个含义。如果说第一个环节是解释词语，它由辞书来完成，那么第二关环节就是具体使用词语，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解释词语必须列出它所有的含义，具体使用词语却可以每次使用它的一个含义，而且只使用它的一个含义。例如“国家继续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和“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的国家”这两个语句，其中每一句里的“国家”指的都是它的含义之一，一个指政府，一个指地域。就是说，这两个语句都在使用“国家”一词，而它们使用这个词语时，使用的仅仅是它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具体使用词语时每次只使用它的一个含义呢？这是因为，人们使用词语完全是为了表达意思，是有的放矢。在上面的第一个语句中，使用“国家”一词仅仅是为了表达“政府”这个意思，强调是政府在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不要求“领土”也参与支持。解释词语是所有的含义都解释，没有针对性。使用词语是有的放矢地选用词语的含义，让词语有所指。至于为什么在上面两个语句中使用同一个“国家”而含义不同，那是因为，一个词语体现它的哪一个含义，是由它所处的语言环境决定的。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说法，其中的“国家”一词是同党对应的，它只能是政治概念，是政府。这就是语言环境。《国家与革命》这个名称也是一个语言环境，其中的“国家”一词只能指政权，不可能指地域。上面两个语句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环境，因此同一个词语体现两种不同的含义。

《胡文》的用词方法也有两个环节。“国家除有政权之外还有领土和人民”，——这就是《胡文》用词方法的第一个环节，不过它不是解释“国家”一词有几个含义，而是解释国家这个实体有几个部分。《胡文》用词方法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具体使用词语”，不过，在这个环节上，使用“国家”一词不可以只使用它的一个含义，必须同时是指它的三个部分，如果指的只是它的一部分，指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是一种不规范的用词方法，属于自创性质。它体现的不是社会的共识，而是个人的认识。但《胡文》却要用它去规范汉语现行的用词方法，例如主张修改列宁书名中的“国家”一词。这自然行不通。当《胡文》说列宁使用“国家”一词指的是政权的时候，现行的用词方法是完全认同的。因为这正是列宁使用“国家”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按照现行的用词方法，使用词语就是为了表达意思，让词语有所指。但是，当《胡文》进而提出把“国家”改为“政权”，说“国家”一词指什么就该叫什么的时候，现行的用词方法就无法接受了。因为这已经超出使用词语的范围，已经不是使用词语，而是取消词语，因为它只要词语表达的意思，不要词语本身。这样一来，“国家”一词，除了在辞书上（在第一个环节上）还能见到，在日常生活中（在第二个环节上）就该绝迹了，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国家”一词，要么指政权，要么指地域，它们都已经指什么就是什么了。

《国家与革命》的译法是正确的。

附：

《国家与革命》的译法

　 胡为雄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值得我们去精心阅读。遗憾的是，这部书的书名翻译有些缺憾，也许，它译成《政权与革命》更好。著名学者朱光潜早在《出版工作》（1979年第1期）上著文指出：《国家与革命》的国家一词俄文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英译作“State”,这个词似译为政权或国家政权较妥，因列宁这里所指的主要是政权。而国家除有政权之外，还有领土和人民。到了共产主义，消亡的是政权而不是领土和人民。这有其道理。确实，列宁当时号召的是用革命摧毁俄国国家政权而不是整个俄国。从今天来看，我们使用的汉语中有“国家”、“国家政权”、“国家权力”等词汇，完全可以用来准确地对应翻译《国家与革命》一书。在汉语语境中，说国家是暴力机关显然是荒谬的，说某种施行镇压职能的机关是“暴力机关”才说得通。但在建设政治文明的时代，我们在使用政治术语时应当更加精确、规范，如把军队表述为“武装力量”，把警察表述为“治安力量”，所发挥的是防止外敌入侵与防暴安良的功能。如果结合原文和译文来研究《国家与革命》这部经典，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精神实质，更好地学习列宁的政治智慧。

（《学习时报》2005年12月1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