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列著作的翻译与出版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建国初期到1965年，迎来了马列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局的先后成立，更是为马列文献的编译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自此以后，马列经典著作全部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确保了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水平。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出版马列著作。人民出版社首先根据抗战时期出版的《列宁选集》重新编印出版了《列宁文集》（7卷本），翻印了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2卷集）和《列宁文选》（2卷集）。1953年1月，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成为专门从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的中央直属机构。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编译局开始了三大全集的编译工作。自1953年开始编译《斯大林全集》，至1958年完成全部13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5年开始编译《列宁全集》，至1963年完成全部39卷的编译出版工作；自1956年12月开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原著编译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66年“文革”前，共出版了21卷。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选集和单行本译著，每年平均新出著作量在30种以上，如《列宁选集》（1960年版，4卷本）、《斯大林选集》（1962年版，精装1 卷，平装上下两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60—1966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1958年版，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文选》（1962年版）、《列宁家书集》（1960年版）等。如果要总结这一时期马列文献出版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出版数量集中、系统；相对而言，对经典著作的研究类图书的出版处于较低水平，而且该类著作大多集中于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普及和人物生平介绍等内容（见表1）。从图书出版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