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月1日，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道夫·康普豪森等人在莱茵省的经济中心科隆市创办了《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简称《莱茵报》。

《莱茵报》创办之初，由于该报主编古·赫夫肯奉行温和的办报方针，坚持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倡导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改革。因此，在赫夫肯担任主编期间，报纸主要是关注经济问题。当时有一些与激进资产阶级较为接近的青年黑格尔派，如荣克、奥本海姆等人极力利用《莱茵报》开展反对专制制度和宗教的哲学斗争，希望把《莱茵报》办成激进的报纸。但由于赫夫肯不愿改变自己的主张，便很快辞去了主编职务。

1842年2月，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阿·鲁滕堡接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工作，使《莱茵报》开始关心政治和思想问题。不过，由于鲁滕堡缺乏批判意识和独立的见解，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报纸缺乏明确的路线和具体的计划，没有自己的观点。报纸刊登的文章，一方面反映各种政治派别的观点，但又往往对同一个政治问题发表彼此截然相反的言论，而且被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团体“自由人”逐渐控制了报纸的版面，充斥着不切实际的高调，使报纸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但鲁滕堡仍然被普鲁士当局“视为危险人物”而下令解除了他的主编职务，“尽管除了《莱茵报》和他本人以外，他对谁都不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842年10月中旬，年仅24岁的马克思被聘担任《莱茵报》的主笔。其实，在这之前，马克思已经与《莱茵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入到《莱茵报》的工作上。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后，本打算到大学任教。但由于普鲁士当局一再解聘大学的进步学者，他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转而从事新闻政论工作。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分别载于1842年5月《莱茵报》的第125、128、130、132、135、139等号的附页）。文章严厉谴责了普鲁士当局推行的禁锢思想、箝制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42年6月，反动的政论家、科隆日报主编海尔梅斯在一篇社论中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基础的基督教，并且呼吁政府当局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马克思立即撰写了《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一文（分别载于1842年7月《莱茵报》的第191、193、195各号的附页），痛斥了海尔梅斯的攻击，强调哲学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坚决维护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

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的学说》的文章，指责《莱茵报》在有关柏林家庭住宅问题和有关讨论傅立叶派改善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法国学者会议的报道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把《莱茵报》比喻成为一位虽然并不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却又在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频送秋波”的人物。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笔工作后的第二天就撰写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载于1842年10月16日《莱茵报》的第289号）予以驳斥，并道破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愤恨的原因，“……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同年11月底，马克思又撰写了题为《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的文章（载于《莱茵报》1842年11月30日的第334号），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在与《莱茵报》论战时所采用的沉默与漫骂的阴险、下流的手法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表现出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持《莱茵报》工作以后，他与“自由人”小组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思想分歧逐渐暴露出来。马克思主张“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而那些“自由人”却爱写毫无实际内容、只唱革命高调的空洞文章。他们经常给《莱茵报》寄去“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这些东西不仅脱离广大读者，而且给书报检查机关提供了刁难和迫害《莱茵报》的口实。马克思一方面淘汰了“自由人”的许多文章，不予录用，另方面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3页。）他甚至说，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的。这种深刻的思想冲突，导致了马克思和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

从1842年10月15日到1843年3月17日宣布退出编辑部，马克思主持《莱茵报》编辑工作一共只有5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带领《莱茵报》与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反动思想、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勇敢地宣传革命思想，捍卫人民利益，使《莱茵报》“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成为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激进派的一面旗帜。“……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4、39页。）正因为如此，普鲁士政府日益感到《莱茵报》对它的威胁。1843年1月19日， 普鲁士国王主持内阁会议作出反动决定：“毫无疑问，该报经常蓄意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宣扬那些目的在于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诽谤政府在舆论方面的活动方式，唆使各个阶层的人民相互敌视，挑起对现行法制的不满情绪，包庇极度敌视友邦的倾向。”并勒令从当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这个反动的决定倒是从反面说明了《莱茵报》的功绩。

普鲁士内阁作出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后，马克思已经看到自己无法继续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1843年1月25日，他写信给卢格说：“我认为《莱茵报》被查封是政治觉悟的一种进步，因此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在德国，我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1843年3月18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声明，“……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他退出《莱茵报》编辑部。1843年3月31日，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莱茵报》出版了最后一号。

恩格斯在《莱茵报》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代表作有：《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分别载于1842年12月《莱茵报》的第342、343、344、358、359、360-61号）。

《莱茵报》是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重要的典藏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