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曾经出版了著名的“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两大丛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两大选集”指的是《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现在人们谈到汉文版的《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时，往往只提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三个版本的《列宁选集》(1960年、1972年和1995年版)和一个版本的《斯大林选集》(1979年版)，实际上，最早的汉文版《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都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出版的。

本文将对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进行若干考证。目前不少介绍该选集的材料，对其基本情况(也就是涉及版本记录的某些基本数据，特别是编译时所依母本和实际出版的卷数)，往往说法各异。

一、关于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诸种说法

关于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基本情况，目前存在的说法主要有：

1．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的说法

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一书在介绍该社1953年12月至1954年10月出版的《列宁文集》(共7册)时说：“这套文集是根据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系根据《列宁选集》英文版12卷本译出)重新编印的。”^{［1］(P108)}

2．胡孝文的说法：“张仲实、茅盾到达兰州后，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谢觉哉和伍修权的帮助到达西安。此后又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张仲实被安排到马列学院任编译部主任。马列学院编译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张仲实负责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20卷本的译稿。”^［2］(P45)

3．丁世俊的说法：“抗日战争中，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转移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当时，大型列宁著作汇编《列宁选集》的刊印堪称盛事。这部汉文版选集共12卷，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编译，1930年问世。前几卷在莫斯科出版。从1938年开始，延安重印了前几卷，并自行编译后几卷，原定把整部选集分印成20册，实际上只出到第18册。”^{［3］(P67－68)}

丁世俊还对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作了简要的介绍：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后来称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参加了该局的工作，原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于1930年去苏联后任该局中文翻译部主任。^{［3］(P67－68)}

4．何锡麟的说法：“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机构小而精，却设了编译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当时翻译出版的‘马恩丛书’共10本。《列宁选集》可能是20本，苏联出版的是12本，每一本的篇幅太大，我们把它分成了20本。”^{［4］(P127－129)}

5．陈有进的说法：“在抗日战争八年间，延安除了出版过一大批列宁著作中译文图书之外，还出版过著名的多卷本“两大选集”(《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其中《列宁选集》原计划出版20卷，后来实际出版了16卷，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列宁著作多卷集。”(该文中“《马恩选集》”之说有误，应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引者注)^［5］(P22)

6．《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中提供的材料^{［6］(P737－768)}：该简目中有关这个时期解放社出版《列宁选集》的具体情况如下：

7．《社会主义大辞典》的说法：“本世纪(指20世纪，笔者注)30年代，中央苏区曾经重印过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这几卷中文本后由延安解放社再次重印过)。40年代初，延安解放社曾出版过由何锡麟、王实味等人根据苏联马恩列学院出版的6卷本《列宁选集》(俄文版)翻译的中译本。这个中译本原计划分20卷出版，实际只出了18卷。解放战争时期曾由山东新华书店等翻印过，流传相当广。”^{［7］(P556)}

8．新中国建立后各版《辞海》的说法：“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也曾经出版过一种《列宁选集》。这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分为20卷，曾出版18卷。这是中国第一次用文集形式出版列宁的著作。”^[15]

从上列8种材料中不难发现，关于延安解放社版的《列宁选集》，不同材料有不同的说法。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翻译和编辑汉文版《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二是原计划出版的20卷和最后实际出版的卷数。

关于翻译和编辑《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问题，概括上列8种材料，实际上有“三说”，即：“英文版说”、“俄文版说”和“苏联的汉文版说”。

第1和2两个材料都说是英文版《列宁选集》；不过，关于英文版的卷数，第1个材料明确说是12卷，第2个材料说得很含糊，但很容易让读者理解成是20卷。

第3个材料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解放社的《列宁选集》是从20世纪30年代苏联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社)出版的“12卷本”汉文版《列宁选集》发展来的——也就是说，它的前身是苏联当年出版的汉文版；解放社原计划出版的20卷，起初的一部分是重印了莫斯科的汉文版，后来的一部分则是自行编译的。但后来为什么要“自行编译”，莫斯科的“12卷本”究竟出齐没有，延安“自行编译”时所依据的母本又是什么，作者都没有交代。

虽然第3个材料没有交代清楚某些问题，但再参考第6、7两个材料中的有关介绍，在考察和研究汉文版《列宁选集》的版本时，我们倒可以明确这么一个事实：最早的汉文版《列宁选集》并不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而且，它也不是在中国出版的，而是由苏联的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社)出版的;中央苏区时的《列宁选集》，一部分是从苏联直接运来的，另一部分则是根据苏联的汉文版翻印的。

从第4个材料中，读者无法判断解放社版《列宁选集》在编译时所依据的版本。该材料提到了苏联出版的12本的《列宁选集》，至于它是汉文版的、俄文版的或是英文版的，作者都没有交代。按照常识，读者一般只能理解成是俄文版的。

第7、8两个材料都明确指出，解放社翻译和编辑《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是俄文版的《列宁选集》；第7个材料还具体提到，俄文版的《列宁选集》是6卷本。

关于解放社计划出版的20卷的《列宁选集》汉文版最后实际出版了多少卷的问题，概括上列8种材料，有“两说”，即“16卷说”和“18卷说”。其中，第5个材料的说法很明确，是“实际出版了16卷”；根据第6个材料提供的数据，也是16卷(17册)。第7、8两个材料则明确说是实际出了18卷。第3个材料说“只出到第18册”，实际上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因为当时的出版并不是完全按照卷次顺序出版的(这种出版方式并不少见，比如现行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汉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第一、二版的《列宁全集》以及正在陆续出版的汉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不是按照卷次顺序出版的)，因此，说“只出到第18册”，是不能理解成实际出版了18册的，当然也无法由此判断实际上究竟出了多少卷(册)。至于第1、2、4三个材料，都没有明确提到实际出版的卷(册)数。

上列8种材料，有的是个人回忆，有的是工具书中的介绍；不同作者、编者在回忆时，或者由于年代较远，或者由于掌握的材料各不相同等原因，出现不同说法是正常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比较，尤其是进一步找寻和挖掘更权威的材料，作出一个符合事实的准确结论。

二、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母本和实际出版卷数考

搞清楚延安解放社汉文版《列宁选集》的基本情况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下述3种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具有权威性。

一种是东北书店1949年4月再版的《列宁选集》第一卷。它是延安解放社《列宁选集》第一卷的再版，应该说是一部比较珍贵的革命文物。该书的《序言》，写于194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3周年纪念日)，就是计划中的20卷《列宁选集》汉文版的《序言》，其中有对编译《列宁选集》汉文版的基本情况的说明：

9．“中文版《列宁选集》是根据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所编的俄文版六卷本《列宁选集》译来的。”^［8］(P1)“至于中文版底编排，因译成汉文字数较多之故，特编为20卷(英文版编为12卷)。”^［8］(P4)

该序言还转引俄文版编委会的序言，交代了该《选集》的编辑意图和取材范围：“六卷本《列宁选集》是奉联共(布)中央底委托而出版的。其目的是在于尽可能帮助比较广泛的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及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集体农场的农民)积极分子根据列宁本人底基本著作去掌握列宁的学说。……编委会是从巨量的列宁遗产(第二和第三两版的二十七卷《列宁全集》还没有包括尽净)中为六卷选集汲取材料的。”^［8］(P1)

第二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张仲实文集》。文集的作者张仲实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当年直接负责过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编译出版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的副局长。见于《张仲实文集》中的有关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材料主要有：

10．“现在中国因种种关系，尤其因人力和物力关系，还没有翻译和出版《列宁全集》的可能。这是中国学术界和中国革命的莫大缺陷!惟近年来，延安解放社为了减少这一缺陷起见，乃从事《列宁选集》的编译与出版。此选集系以苏联马恩列研究院所编的俄文6卷本《列宁选集》为基础的。”^{［9］(P617－618)}“……中文版因篇幅的关系，编写20册，其中第2、3、5、7、8、9、10、12、13诸卷，业已出版，其余11卷，都已译好，正在排印或校阅之中，预计在最近一年半内，即可全部出齐。”^{［9］(P618)}

11．“我来到革命圣地后开始在马列学院搞翻译工作，主要是根据俄文校订《列宁选集》的译稿，因为有些译稿是从英文译出的。”^{［9］(P469)}

第三种是《列宁著作在中国》。该书的权威性在于，它是由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编辑的，其根据是国家图书馆以及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版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在内的国内二十多家图书馆的馆藏，是编者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对后，整理出版的。该书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因此，该书中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虽然不能说就是完全准确无误的，但其权威性肯定超过一般作者的文章，特别是一般作者的回忆材料。该书从整体上介绍了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的基本情况：

12．“《列宁选集》(16卷)：根据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编的《列宁选集》俄文版6卷集编译，原计划编20卷，于1931年～1934年在莫斯科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分。解放社的版本，一部分是根据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的版本重印的，一部分是由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吴亮平、林仲等人翻译的，实际出版16卷，第14、15、19、20卷没有出版。第4、11(下)、16、17卷由英译本转译，第18卷由德译本转译，其余都是由俄文版翻译的。除第11(下)、16～18卷外，其余各卷书后都有注释。”^{［10］(P291)}

这三种图书中的后两种，虽然早已出版，但由于印数极少(《张仲实文集》没有标明印数，《列宁著作在中国》仅印1100册)，因此容易被人忽视。

根据这三种图书中的有关材料，对于解放社版《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问题，我们可以明确作如下判断：

第一，延安解放社编译和出版汉文版《列宁选集》，是要继续完成当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社)的出版计划，两个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列宁选集》，具有历史延续性；不管是当年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社)编译出版的某些卷次的汉文版《列宁选集》，还是后来解放社新编译的某些卷次的汉文版《列宁选集》，其母本都是6卷本的俄文版《列宁选集》。本文第一部分所列8种材料中，只有第7、8两个材料的说法与此完全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当年曾经出版过多种版本的《列宁选集》，比如在列宁逝世10周年时，就出版了“以列宁最重要的著作为内容的”两卷本的《列宁选集》，而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社)和延安解放社的汉文版《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则是列宁逝世不久，联共(布)中央1928年决定出版的俄文6卷本《列宁选集》。“1928年12月，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编辑供广大劳动群众使用的列宁著作科学普及版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研究院编辑了6卷本的《列宁选集》。这些选集收入列宁的主要著作，是供工人、农民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使用的。”^{［11］(P189)}

第二，解放社版《列宁选集》同英文版有关系，但只是其中的少数几卷即第4、11(下)、16、17卷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且在出版前依据俄文版进行了校订。本文第一部分所列的前五种材料中，所谓“英文版说”是错误的，有的说法则是含糊不清的。第3个材料中提到的“12卷”汉文版，第4个材料中提到的“12本”，其实都是英文版。

第三，本文第一部分所列材料2，可能来自《张仲实文集》中的《张仲实传》，但其说法是错误的。《张仲实文集》中的《张仲实传》，有关文字如下：

13．张仲实来到延安后，“当时，张闻天兼马列学院院长，他安排张仲实到马列学院编译部任主任，并兼陕北公学领导成员。马列学院编译部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张仲实负责校订从英文译出的《列宁选集》20卷本的译稿。”［12］(P1267)

这段话中的有关内容与第11个材料的说明(即根据俄文版校订某些从英文译出的稿子)是相抵触的，而第11个材料的作者则是张仲实本人。

对于解放社的《列宁选集》实际出版了多少卷这一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是16卷(共17册，其中第11卷分上下两册)，其主要依据是《列宁著作在中国一书》，因为该书明确列举了没有出版的4卷的卷次(即第14、15、19、20卷)。本文第一部分所列的8种材料中，只有第5、6两个材料的说法与此一致。

三、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实际出版卷数值得进一步考证

以上考证，只能说还是初步的。如果说，在断定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所依据的母本问题上，笔者还比较有把握的话，那么，对于延安解放社当年计划出版的20卷的《列宁选集》汉文版究竟实际出版了多少卷这一问题，仍然没有较大的把握。16卷(17册)的说法，恐怕还只能是暂时的。

最近，也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出版之际，有关领导人和专家在谈及当年延安解放社版《列宁选集》实际出版的卷数时，仍然存在不同说法：

14．“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在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要组织编译出版一大批马列主义著作。1942年，毛泽东同志要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提出党内要有一批同志‘学个唐三藏’，搞好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所属的出版机构相继推出《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以及许多单行本。”^［13］

15．“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6卷和《斯大林选集》5卷。”^{［14］(P34)}对最近仍然出现的这两种不同说法，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作为附录收入《张仲实文集》中的《张仲实著译年谱》有这么一段记载，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6．“1940年7月：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管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先在延安马列学院校订《列宁选集》第19、20卷译本。译本曾付排并打好了字型(似应为“纸型”——引者注)，1947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埋在瓦窑堡附近，后被胡匪挖出毁掉。”^{［12］(P1200)}

这个材料表明，计划出版的20卷《列宁选集》中的后两卷，即第19、20卷，的确没有出版。《列宁著作在中国》一书中，虽然明确指出没有出版的，除这两卷外，还有第14、15两卷，但并没有具体的证据。能证明这两卷出版或没有出版的可靠的证据，在国内也许存在，在此也还只能是存疑了。希望方家能对此继续给以进一步的考证和说明。

参考文献：

［1］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编辑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本书目、版本、简介(1950－198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胡孝文．一本杂志的抗战：烽火中的风流人物，张仲实——在盛世才的魔爪下［J］．世界知识，2007(15)．

［3］丁世俊．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A］．中共中央编译局．传播真理，奋斗不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1953－2003)：上卷［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何锡麟．回忆在延安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情况［A］．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陈有进．列宁著作在中国90年［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5)．

［6］周文熙．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A］．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中册)［C］．济南、武汉：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高放．社会主义大词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8］列宁选集·序言．列宁选集(Ⅰ)［M］．大连：东北书店，1949．

［9］张仲实文集：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10］北京图书馆．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11］［苏］奥比奇金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概况［A］．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4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张仲实文集：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13］李长春．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2－31．

［14］顾锦屏、陈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60年［A］．俞可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60年［C］．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注释：

[15] 该处引文见《辞海》(未定稿)，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5年4月1版1次，第2555页。另可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部首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1月1版1次，第1335页；《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部首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1版1次，第1506页；《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部首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1版1次，第1613页；《辞海》2009年版缩印本(音序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4月1版1次，第1155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