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的材料性在学术文本编辑中的认识价值和认识界线
——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例
虽然对流传下来的文稿的材料特征进行分析和描述早就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例如，在涉及对文本的写作过程的考究时，这项工作主要属于编辑语言学思考的范围。而对这个问题的根本的理论概括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分为一个具有较多理论性的部分和一个实践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是如何具体地处理编辑学这一分支问题的。此外，理论问题的探究只涉及19世纪的手稿和刊印稿，而其中又只涉及至今几乎没有人关注的学术文献和传播学术的文献。对古代或中世纪的稿本，更确切地说，对诗歌和艺术作品稿本的研究要更为详细，它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力也具有重要得多的编辑意义，与近代的作品有根本的不同。
无论一个版本与作品有多接近，它都必须脱离它所依据的稿本的材料性。每一个版本都形成一个与底稿有区别的自己的事实。通过建构文本的写作过程，它写作的那段时光不可能重现，同样，通过一个历史考证版，质料上独一无二的“原稿”本身也不可能获得。直接接触原始材料是编者优于版本的使用者的地方。编者个人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的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的劳动成果的质量和有用性。
这些自然首先适用于像MEGA这样以原文为基础的历史考证版，像中文版这样的翻译版可以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不需要照搬这种做法。不过，我的话可以促使大家思考，你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也能参与进去。对此无疑有帮助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手稿和刊印稿，这样编者就能经常获得直接的印象和认识。
一、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它在编辑中的作用是什么？
文献著作产生于作者的大脑。但是，当人们把思想说出来时，它就立刻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当它被写下来时，它的改变就更大。我们大家从自己的工作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设想出来的和想到的东西只有记录下来（手稿、刊印稿、打字稿、音像制品和数字制品）才能成为物质的事实，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存在，被人们认识和占有。没有这些就没有我们的工作。如果以语言为存在方式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没有记录下来，或者说它的物化形式没有流传下来，编辑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这是编辑学的共识。
因此，人们可能会问，编辑中的材料性为什么近来成为学术会议和出版物的热门话题？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某些版本中，对材料的收入至今还不够，也就是说，还没有把它们的一切认识可能性发掘出来。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它们是编者工作的最重要基础，但是有关这些材料的信息没有充分地传递给版本的使用者——也许是因为编者小瞧了自己的作用。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历史方面的，即在文字记录的形式和可能性方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正在继续迅速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问题需要回答。
数百年来，手稿一直是唯一的记录方式，后来出现了刊印稿，但是手稿作为个人的记录方式和刊印稿的草稿继续具有重要性。19世纪是手稿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最后一个世纪。19世纪末期出现了打字机。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用机器书写给英国文学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也许情况还不至于如此糟糕。但是，手稿和刊印稿之间的根本区别明显消失了。在作者和他的思想记录之间出现了一部机器，文字符号的形状不再具有他个人的特点，个人的笔迹变成了标准化的字头。把文本加工成音像制品的方法也进一步得到发展，从唱片一直发展到有声读物。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是计算机、数字录入方式、资料库、光盘、数据库、互联网、多媒体等带来的，人们几乎总是把这种变化与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电子媒体技术几乎无所不能。数字化现象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是还不能把它们与文字产生所带来的进步相提并论。文字一如既往还是基础。改变了的材料形式，其各种各样至今还无法预料的新的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损失，或者说必然的删减，对编辑的理论和实践来说，实际上还需要彻底的思考和总结。
有形记录被称为文稿不是出于偶然，而是非常贴切的。编者能够从文稿中得到的基本的东西，就是在其中记录下来的文本。此外，编者还能够并且应该从这些材料中取得更多的信息和认识，但它们始终都应该服务于编辑学的主要任务——文本的发掘、考证和介绍，必须是对它们的补充，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它们相脱离。[1]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对材料的物质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目的是获得有关文本的写作时间和写作情况、写作条件、文本的写作过程、各个写作阶段、不同记录之间的联系或顺序、与他人的合作和他人的影响、出版过程和流传过程等方面的新信息，深化或证实已有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获得的认识也许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也有局限性，有时是模糊的，光考虑它们本身，例如，不充分思考文本的内容及历史背景，完全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外部物质特征对编辑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都不应低估，但也不应高估甚至孤立地看待。
材料的独特性和表现力也一直都在发生历史的改变。手稿普遍所具有的个性，使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刊印稿如此引人入胜、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信息的东西，随着打字机、现代印刷术以及数字技术的出现而越来越形式化和标准化。如果一个本世纪末的出版者想出版一位当代作家的作品，而这位当代作家完全用计算机写作，其交流主要通过电话、手机或电子邮件进行，那么这位出版者还能从材料中找到什么呢？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些对写作过程的具体认识，那些能够证实独特见解的信件，这些在18世纪和19世纪作者那里存在的东西，他是再也无法利用了。我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撰者，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我们的作者属于19世纪这个最后的伟大的手稿世纪。手稿所具有的物质上的真实性和独一无二性是其他任何文稿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种越来越具历史文化震撼力的历史资料。
在当前的讨论中，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刊印稿上，其中涉及作者对自己著作的刊印稿的外观的大量看法。[2]刊印稿的装帧在艺术领域的地位——所引用的例子全部来自这一领域——比在学术文献和一般“参考书”中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在学术文献和一般“参考书”中，装帧大都非常简单。诗人显然想对自己作品的印刷形式和全部装帧施加更加深入的影响，也常常颇有收获，因此这样的装帧对编辑来说也是有意义的，而这一切在学术领域和新闻出版领域很少见，可以说成了一个例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一切几乎完全不存在，这是为什么？
1.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只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生前没有付印的部分，比例非常大。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自己著作的出版者，或者一个可以支付得起的印刷工，他们就十分高兴了，哪还会对印刷工艺、版面设计、封皮甚至插图提特殊的要求呢。他们对刊印稿所发表的意见很少，针对的几乎都不是自己已出版著作的外观，而几乎全是排印的质量。如果其中存在毫无根据的文字窜改或严重的印刷错误，他们就会非常恼怒。参与其中的除了出版者之外，还有编辑、排字工、校对工，甚至审查官。[3]他们生前出版的著作的少数几个单行本通常都没有引人注目的装帧。一个少有的例外就是《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法文版，这个版本全部都有昂贵而精美的装帧。虽然无法直接证明作者也对这样的装帧施加了影响，但MEGA还是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说明，附了插图。[4]
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来说，版本本身没有同一版本中作者所拥有的那些样书透露的信息多。在这些样书中有很多与写作过程有关的修改或补充，就像从《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法文版中拍摄下来的那几页所表明的那样。在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的一本样书中，同样有很多页记有为第三版而做的札记。[5]《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一本样书中也有同样的记录。我们的日本同事用在日本保存的赠书出版了一个精美的彩色影印本。
在作者利用过的原始资料及作者的研究过程方面，马克思的藏书中大量其他作者的著作也很有意义，他在这些著作中做了大量的边注。[6]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欧文的《印度花园》一书。马克思在这本书里用六种不同颜色的铅笔做了大量的旁注和勾画。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论文章大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其中包括发表在12个国家的130多个期刊上的2000多篇文章。[7]在版式方面，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固定标准，没有为作者个人的愿望留有余地。换言之，当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出版机构的出版人时，就可以因此自己制订该机构的条条框框。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是1848和1849这两个革命年代出版的《新莱茵报》属这种情况。但是，即使是在这里，也可以断定，没有落入时代俗套的是其内容，而不是其外观。审美实验没有任何空间，因为手段和可能性都很少，每天都必须出版一号来报导最新的消息。尽管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在编辑的那几卷里也会介绍该报外观上的重要特点。不过，对于MEGA的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即考证在该报刊印的文章中，哪些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哪些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哪些出自二人共同的手笔，这些外观特征几乎不能提供更多帮助。至于在少数几号里表现出的特殊氛围，将用插图来介绍，如该报被查封后出版的、全部用红字印刷的、刊有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那篇著名的告别语的最后一号。
3. 刊印稿的外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义不大，也与他们著作的创作年代书报业的普遍发展状况有关。[8]高速印刷机和新的造纸术的发明使书籍成为一种廉价的大众商品。但是，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装帧文化及精美出版物相比，这时书籍的外观已大为逊色。不过，这种发展特别契合我们的作者要求快速、大量、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政治著作的意图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印刷质量甚至在一般水平之下，因为最低印刷成本一直起决定作用，工人组织所使用的印刷所的技术和印刷设备很不尽如人意。人们只需想象一下设备简陋的伦敦流亡者印刷所，《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宣言》就是在那里问世的。甚至到了晚年，他们著作的出版在印刷工艺和装帧方面也是极其朴素实用的。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书籍是语言、图画、图表和物质要素组成的成分复杂的总体。印刷工艺和装帧艺术的发展在文献史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印刷业是文献的重要支撑，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关注，不应该遗忘。
二、MEGA是如何利用文稿所提供的素材的？
编者通过直接深入地接触原稿所获得的信息和认识，是他们从某种代用媒介或原稿的某种编辑转化版中得不到或再也得不到的。这对MEGA的编者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过去所有的大型版本，不管是20世纪20年代没有出全的MEGA第一版，还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40卷的德文版（MEW），全都是依据手稿的复制件编纂而成。[9]而现在通过直接接触保存下来的手写的原稿，我们的文本考证工作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全新基础，其成果也具有了过去所达不到的准确性。马恩著作在过去那个世纪里的传播及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广泛的、性质不同的，对文本的处理是矛盾的，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只有历史考证性的编辑方法才有可能让它重获可靠的基础。因此，审慎地处理原稿，严格地依据原稿，让读者全面地了解这些原始的认识资料和取舍的根据，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一种长期的责任。所采取的方式很多：
1. 在题注也就是所发表文章的写作和流传情况说明中，详细介绍文稿的状态和特征，主要涉及作者、写作时间、写作过程等问题，如果是出版物，还要说明出版社和编辑的影响，出版过程以及作者生前的传播情况和接受情况。这样，编者通过与原始资料的亲密接触而做出的取舍和得出的结论就是有根据的、可以理解的。
2. 详细的文稿描述是每一篇题注的固定组成部分，常常多达几页的篇幅。由于前述理由，对刊印稿的描述基本上都比较简短，通常只介绍与编辑有关的情况。只要刊印稿的外观受到作者的影响或作者对此有评价，与某些著作的流传史有关或在作者生前对公众的反应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就应该也包括进来。马克思恩格斯身后被接受的情况，主要在该版本的研究性附刊，如《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中加以探讨。
3. 为了使读者了解文稿的详细情况，将在注释中对此进行介绍。甚至在作者异文表和编者校勘表中，也不缺乏相应的说明，如关于作者修改正文的方式或位置，无法辨认或难以破解的段落，稿纸破损而造成的文本缺失。
4. 即使是最认真仔细和清楚明白的描述也不能和亲眼目睹对象相提并论，因此MEGA各卷都插入了大量的图片，主要是关于手稿页面的图片，不过也有关于报纸页面以及作者审阅过的刊印稿的扉页等等的图片。随着出版工作的向前推进，插图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现在每一卷一般都有30—40幅插图。如果整部手稿有特殊的标志，通过翻印不能完全再现出来，那么就将手稿全部影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0]中分为三栏的那部分手稿。又如，为《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德文第二版所写的《价值形式》手稿，54页的正文有300页的异文。[11]
对于MEGA即将出版的马恩生前没有付印的未完成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来还想采取一个举措，即对于所发表的费尔巴哈那一章的正文及其展示性的异文资料，将附上一张我们的日本同事制作的光盘，里面是对相关手稿的复制及描述性解释，感兴趣的使用者可以查证和一步一步地了解异文表对文本写作过程的展示。此外，本来还想不附加符号，只用颜色的突现来表示删减或添加的文字。[12]这一数字版还可以通过链接与已发表的正文相联。遗憾的是，我们的日本同事所提供的结果并不符合上述约定，因此不可能以这种形式收入MEGA第一部分第5卷。
在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手稿中，特别重要的是，手稿中一页一页精确地记录着这两位作者各自的文字。我们在左栏读到的是恩格斯所写的文字，在右栏——不过不仅仅在右栏——是马克思的补充和修改，然后是恩格斯在语言上所作的部分调整。有的地方出现第三人的手笔（如约瑟夫·魏德迈），因此这些地方也应该列入异文表，并用作者的缩写符号标示。
讲到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MEGA在1990年之后出版的所有卷次都有数字版，在此之前出版的卷次同样将逐渐补上数字版，从第二部分各卷——《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及其手稿——开始。同时，重要著作在出版的同时也将放上互联网。各方都在努力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样可以在网络上使用，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这项工作应该时时刻刻认真负责、小心谨慎地进行，这方面的遗憾并不少见，如，有时以已经过时的版本为依据，没有对扫描的文本进行彻底的校对，出现的删减或错合就相当于对文本的窜改。这方面的一个可怕的例子就是谷歌的书籍搜索引擎所提供的马克思《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英文版。
三、关于学术文本编辑工作的几点思考
最后，我还想从上述关于一个具体版本的论述中引申出几点一般性的思考：
1. 手稿就像印刷品一样在编辑工作中应该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对此无疑已有共识。非常详细的考察常常是值得的。但是，随着新的手稿翻印技术的出现，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吗？编辑学在从事自己最本真的工作，即对有待发掘的文本的历史表现形式进行汇编时，完全可以为邻近学科，如文化学、装帧学或传媒学，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决不能因此而额外承担其他领域的任务。突破学科界限，深化交流，同时以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范围和研究目标为前提。在更多地收纳刊印稿的表现形式方面应该做到，编辑的重点始终是那些可能受到作者影响的刊印稿的外观。
2. 考证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发现，近来研究机构和出版社对于规模大、花销大的出版计划，无论是有待启动的新版本还是已接近出版尾声的版本，所存疑虑都越来越大，成本和时间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但重要的是，应在学术完整性与高效性即以最佳方式对必不可少的质量参数予以充分重视的努力之间保持一个稳定的平衡。因此不是要把标杆设得越来越高，把越来越多新的题外话包括进来，而是要把精力放在一个版本所需要的和实际有用的东西上。文本的质量水平作为一个版本的“后劲”必须保持不变，而对于资料卷，则应该注意通过严格分类来给它瘦身而不是让它增肥。即使在MEGA中，包括索引在内的注释近年来也增加到差不多是正文的两倍。这一点无疑也与数字媒体所带来的研究可能性有关，每个编者都太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进来了。结论反而应该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随时随地都可以快速而方便地获得，所以对于好些过去编入资料卷的资料将来最好放弃。编辑和注释的深度原则上应该取决于主题、语篇类型以及目标受众。此外，每个版本都应该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3. 编辑是提供服务。编辑首先必须考虑使用者——常常只是潜在的——的需要，而要较少考虑编者自己的需要。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差距，而出版者常常把它归咎于“读者在使用历史考证版这种表现形式时的无知和不熟练”[13]。但是，编者也必须扪心自问，他们对文本及其写作过程的介绍在多大程度上对大多数使用者来说是有用的、易懂的、清楚明白的，是否不恰当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14]因此对于时髦的影印版也应该批判地看待。据说它们代表了新的标准，并宣告存在至今的编辑方式，即对经过彻底考证的、为方便使用者而整理的文本进行取舍，是落后的和过时的。编者们一代又一代终其一生为文本考证、取舍和展示写作过程的方法而殚精竭虑，现在终于发现了点金石——影印。影印品让作者的艰苦工作变得清晰可见，据说能让使用者了解作者的思维过程，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但实际上是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把编辑局限于纯粹的文献资料汇编，意味着放弃了编者创造性的介绍和发掘文本的作用，把他们以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为前提的工作转加给准备和训练都不足的读者。一个例子是：《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2卷和第3卷都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留下的工作稿和草稿进行编辑整理后出版的，过去也只有以这种形式为人所知。但是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够研究马克思本人的手稿。MEGA首次发表了这些手稿[15]，以满足人们的愿望。但是这几卷的正文超过2000页，此外还收录了数百页多层次的、在手稿里彼此重叠纠缠的异文，这一切都经过了多年非常艰苦的编辑整理。人们可以只看影印稿，从简单的转录中获取更多的材料，但是这样的版本对每一个没有能力也不应指望其有这种能力的使用者来说就成为挑战。手稿的影印版作为书籍版的补充和丰富无疑在某些感兴趣的人那里是大受欢迎的，但是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取代已证明是有效的文本考证的编辑方式，也不可能让这种编辑方式成为多余。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久经考验的、扎实的学术考证性编辑工作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两者相结合，使工作方法更有效，成果质量更高。但是，使用现代技术不应上升为目的本身，也不应被视为灵丹妙药，因为无论是印刷版、影印版还是数字版，光从其本身来说，并不能使成果具备应有的和公认的质量，也不能使它更加实用。[16]同时这意味着，传统的书本将继续存在，影印版和数字化编辑方式不会取而代之，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它们是对书本的补充和丰富。这样说来，可以看到，编辑学以及MEGA的继续出版前景十分乐观。
注释：
[1] Vgl. Rüdiger Nutt-Kofoth:Editionsphilologie als Mediengeschichte. In:editio 20/2006,S.23.
[2] Vgl. Bodo Plachta: mehr als Buchgestaltung-editorische Anmerkungen zu Ausstattungselementen des Buches. In:editio 21/2007,S.139.
[3] 单行本，如《神圣家族》（1845）值得提一下，为了逃避预审，这部著作通过对正文使用大号字和稀松的版面设计而增大到超过20个印张。可见，书籍的外观也有利于进步思想的传播。参见上面提到的普拉赫塔的那篇文章第144—146页。
[4] 参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7卷第3、5、17、273、489、701、737—755页。
[5] 参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8卷第39、47、59、65—67、421、551、581、671页。
[6] Siehe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MEGA2 IV/32). -Richard Sperl: Die Marginalien in den Büchern aus dem persnlichen Bibliotheken
von Marx und Engels: ihr Stellenwert für biographisch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Mglichkeiten und Grenzen ihrer Edition. In:editio 9/1995,S.141-168.
[7] Siehe Richard Sperl: Probleme der Autorschaft，Autorisation und Authentizitt bei der historisch-kritischen Edition der publizistische Texte von Marx und Engels. In:editio 16/2002,S. 86-104，hier S.86，87.
[8] Vgl. Plachta (Anm. 2), S. 136, 137.
[9] Siehe Richard Sperl: Marx-Engels-Editionen. In: Editionen zu deutschsprachigen Autoren als Spiegel der Editionsgeschichte. Tübingen 2005, S. 329-360. (Bausteine zur Geschichte der Edition. Bd. 2.)
[10] 参看MEGA第2版第1部分第2卷第711—739页。
[11] 参看MEGA第2版第2部分第6卷，正文，第1—54页；异文表，第795—1098页；影印，第753—788页。
[12] 文本的修改（补充、删减、替代、换位）原则上可以简化为两种基本形式——文本要素的“淡出”或“淡入”。
[13] Bodo Plachta: Zensur und Textgenese. In:editio 13/1999，S.44.
[14] Siehe Rüdiger Nutt-Kofoth: Schreiben und Lesen. Für eine produktions- und rezeptionsorientierte Prsentation des Werktextes in der Edition. In: Texte und Edition. 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Berlin 2000，
S.165-202.
[15] 参看MEGA第2版第二部分第11、12、14卷以及第4卷第3分册（将于2012年出版）。
[16] 对《莱奥波德·冯·兰克书信全集》第1卷影印版或尼采著作影印版的批判性反应证实了这一点。
（作者:德国著名编辑学家，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委会和学术鉴定委员会成员；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