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章，1926年以德文第一次公开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第1卷中。这个以编辑者名字命名的梁赞诺夫版，在二战前的日本很快被翻译成了日语。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翻译传播史即开始于此。现在重新研究翻译传播史，对于日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特别是对于正确定位现在仍然被错误评价、并且得到广泛传播的广松版（包括岩波文库版）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

一、梁赞诺夫版的翻译

1．栉田—森户译本

梁赞诺夫版在其刊行的同一年即1926年5、6月份，就被栉田民臧和森户辰男翻译成了日语，并以《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费尔巴哈〉》为标题刊登在了《我等》杂志（长谷川如是闲、大山郁夫、河上肇编辑出版）的第8卷第5—6号上。这是《费尔巴哈》章在日本最初的译本。译文经过修改后，于1930年5月以《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书名作为我等社的《我等丛书》第4册付梓出版。

《我等》杂志上刊登的译文省略了《编者序言》、脚注、“小束手稿”的前半部分内容。关于省略的理由，后续的《我等丛书》的《译者凡例》中有以下叙述：“由于某些事情，翻译工作急速行进。”^[1]“某些事情”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日译本在底本刊行后的同一年就公开发表了，没时间译出全文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我等丛书》第4册中的译文，是包含被《我等》杂志省略掉的《编者序言》以及脚注的梁赞诺夫版的全译本。《我等丛书》还发表了由河上肇翻译、刊登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1844—1847年记事本》中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且还转载了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的该提纲手稿的影印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栉田—森户翻译的这两个版本翻译出了梁赞诺夫版复原后的被删除字句。例如，《费尔巴哈》章手稿第10页（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的开头部分，梁赞诺夫版将被删除字句插入了正文，如下所示：

so〈kommt er nicht dazu, die Mens[chen] 〉die〈wirklichen, individuellen, leibhaftigen〉 Menschen nicht in ihrem gegebenen〈[ge]schitlichen〉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e, nicht unter〈seinen〉ihren vorliegenden Lebensbedingungen, die〈ihn〉sie zu dem gemacht haben, was sie sind, auffaβt��^[2]

“〈〉”括号中是被删除的字句。这个段落（包含被删除字句）在《我等丛书》的译文中被译为如下内容：

〈人類が云々であることに想到しない〉〈現実な、個人的な、肉体を有する〉人類は彼らの所与の〈歴史的な〉社会的関連において、〈彼を〉彼等を現に見るところのものに作りあげたところの、〈彼の〉彼等の現在当面の生活諸条件の下において理解せられていない。^[3]

在上述译文中，被删除字句遵从了梁赞诺夫版，被放入了“〈〉”括号中，并且翻译也忠实于原文。^[4]

《我等》杂志的凡例，对于被删除字句的翻译作了以下解释：“编者（《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编者梁赞诺夫。——引者注）采用的都是和正文解释有一定关系的字句。”即《费尔巴哈》章在日本最初发表时，是作为附带被删除字句的手稿被译出的。这就为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展开的日本研究史奠定了基石。

另外，1930年12月刊行的改造社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直接转载了《我等丛书》中的译文。

2．由利译本

在那以后，梁赞诺夫版不断被翻译出版。《我等丛书》的译文“还在印刷中”^[5]时，由利保一译、竹沼隼人校阅的《梁赞诺夫编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费尔巴哈论〉》就于1930年2月在永田书店出版了。从译者由利在该书开篇写的译者序《〈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国已经广为人们熟知》中可以看出，自1926年初次翻译后，《费尔巴哈》章已经广为人知。

由利译本收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提纲》，是梁赞诺夫版的全译本。被删除字句没有被放入“〈〉”括号中，而是被放入了“（）”中。而且被删除字句中原先删除的字句被放入了双重括号“（（））”中。

这个译本对被删除字句的处理独具匠心。在记述凡例的译者序中，关于译文中的“侧线”有如下描述：“被删除字句后面的正文上标注的侧线，是表示当被删除字句和正文一起连读时要将画线文字省去的符号。换句话说，就是表示阅读划线文字和被删除字句时，应该只读其中的一方的符号。”^[6]

梁赞诺夫版复原了被删除字句，但是没有标明替代被删除字句的语句。由利译本的“侧线”就是在有被删除字句的情况下，除去被删除字句后面的增补内容后，能让人了解到最初文稿的方法。例如，上述手稿第10页的内容，由利译本中的译文如下：

（現実の、個々の、肉体をもてる）人間をその一定の（〔歴〕史的）社会的関係に於いて、（彼を）彼等を彼等が現にあるが如きものに作り上げた所の（彼の）彼等の現在の生活条件の下に於いて、解釈することをしない。^[7]

当然，这种尝试需要有与改稿相关的解释，在改稿很复杂的情况下，有解释错误的可能性。译者在译者序中也坦承：“很难保证没有错误的解释。”^[8]不管怎样，梁赞诺夫版出版4年后，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水平就进展到了这般程度。

3．三木译本

岩波文库版的三木清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于1930年7月，稍迟于由利译本。 三木译本虽然译出了梁赞诺夫的《编者序言》，但基本上省略了被删除字句的翻译。译者在《译者凡例》中，对于先行的栉田·森户译本和由利译本中译出的被删除字句有以下解释：

这些被删除字句，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合适的字句替换下来的。不构成句子成分，现在对我们来说成了意思不明的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所以本译文省略了被删除字句的翻译。另一方面，也特意翻译刊载了那些没有被替换、没有重复、构成句子成分且有独立意思的若干处被删除字句。^[9]

正如引文最后描述的那样，在三木译文中，构成句子成分的“若干处被删除字句”被翻译出来了。但是，梁赞诺夫版复原后的被删除字句，被当成“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的字句，大部分都没有被译出。对译者三木而言，被删除字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合适的字句替换下来了”，是不适合的错误字句，是不构成“完整文章”的乱文，而且“现在对我们来说成了意思不明的内容”，所以没有解释的必要。因此，与被删除字句相关的信息作为无关紧要的内容被忽略了。

梁赞诺夫版中的脚注也同样以“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为理由，全部被省略了。我们在三木译文中，完全了解不到脚注中标明马克思笔迹的语句。三木将省略被删除字句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文库版的特点，认为对大众性的文库版来说，和写作过程相关的信息都是不必要的，只公布最终文本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这样的省略不仅符合岩波文库版本的特点，而且读者购买后，翻阅起来更加便利，更有利于普及，同时这也是译者所希望看到的。”^[10]

三木在《译者凡例》的末尾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中最重要的文章”。但是，在被删除字句的省略与否上，能够看出与“唯物史观形成”相关的两个先行译本和三木译本在见解上的差异。

二、阿多拉茨基版的翻译

阿多拉茨基版指的是1932年出版的旧MEGA第一部第5卷，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包括：《Ⅰ．费尔巴哈》、《Ⅱ．圣布鲁诺》、《Ⅲ．圣麦克斯》。这个阿多拉茨基版作为凌驾于梁赞诺夫版之上的版本，在二战前受到了唯物论研究会的狂热欢迎。

阿多拉茨基版出版的同一年的12月份，泽守渡在《唯物论研究》第2期上就对其作了介绍。^[11]在此，泽守渡将阿多拉茨基版描述为“我们迄今为止拥有的最完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还介绍了这个版本不仅包括《费尔巴哈》章，还包括了鲍威尔、施蒂纳以及真正社会主义批判的相关章节。而且还有以下叙述：“在严密校订的基础上呈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貌是阿多拉茨基等编辑者的丰功伟绩，是画龙点睛之笔”，称赞了阿多拉茨基版的功绩。关于阿多拉茨基版的内容，这篇推介文章只是列举了此版本的目录，并没有对“严密的校订”作详细的说明，可以说唯物论研究会向阿多拉茨基版的倾斜是从这篇推介文章开始的。

随后，1933年3月《唯物论研究》第5期刊载了由服部之总翻译的阿多拉茨基版的《序文》（阿多拉茨基，1932年6月15日）^[12]（原文最后的3段除外）。

这篇译文还附有《译者后记》，对比了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手稿编辑顺序上的差异。基于这个比较，服部得出了以下结论：“两者在手稿编辑顺序上有很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基于同一份材料，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编辑出了完全不同（此言不为过）的文本。”另外，“为了阐明这个事实，从我国梁赞诺夫版的四种译本中，我们选择了便携式的岩波文库版（三木清译本），并将它的文本内容和阿多拉茨基版作了详细的对比”。^[13]因此，这份杂志刊载了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差异表。

这份表为了揭示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辑顺序上的差异，以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顺序为基准，对照了岩波文库版相应内容的页码和行数。

这份表引用了阿多拉茨基版中《1．历史》章节中的内容，但是由于内容过于繁琐，它只列举了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赞诺夫版中差异较大的内容：“五六、一四——五八、一四齣末……（一〇八、六——一〇九、七初齣註、がとしてはいる）〔……〕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14]

引文中，开头的汉字表示岩波文库版（三木清译本）的页数，后边小字号的汉字表示行数。横线表示连续，虚线表示跳跃。〔…〕表示引文的省略。“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表示如果依据阿多拉茨基版的记述顺序，岩波文库版的相应内容要从第69页第13行跳读到第128页的第1行。

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无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对手稿进行肆意排列后编辑而成的版本。

“五八、一四齣末……（一〇八、六——一〇九、七初齣註、がとしてはいる）”表示在阿多拉茨基版中，阿多拉茨基将手稿第53—54页的第一段作为注解标注在了手稿第12页（马克思标注的页码）^[15]的末尾部分。手稿第53—54页第一段开头部分有“住宅建设”（H?userbau），另外紧接其后还可以发现野蛮人和游牧人的“家庭”（Familie）等词语，由此阿多拉茨基将这部分内容视作了对手稿第12页历史发展的“第三种关系”的“家庭”所作的注解。

另外，“六九、一三……一二八、初行”表示，阿多拉茨基无视手稿理论的展开顺序，依据在两处不同内容中出现的“市民社会”，将手稿第19页的记述和《费尔巴哈》章末尾的第68页记述串联起来了。

问题出在服部依据这份异同表对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所做的评价上。服部在《译者后记》中有以下记述：

如果有人不惜劳苦，对右表（异同表。——引者注）进行细致地探讨，就能毫不犹豫地得出以下结论：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确、更成功地再现了马克思的原典。例如，阿多拉茨基的（C）节《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的全部内容，都是从梁赞诺夫（B）章的各部分中选摘出来后重新编辑而成的。换句话说，梁赞诺夫拆散、埋没了这一最重要的章节。阿多拉茨基的序言详细地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发展的哪个阶段、基于何种实践目的写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在序言中没有直接提及《费尔巴哈》章的篇章构成问题，但是序言自始至终在以无可辩解的语气向读者解释着阿多拉茨基版篇章构成的正确性的依据。^[16]

服部认为，如果读者能探讨一下他制作的异同表，就会明白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确、更成功”。这里试举一例，阿多拉茨基版的“（C）节”是阿多拉茨基编辑的《费尔巴哈》章的最终节《C．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17]，梁赞诺夫版“(B)章”的标题是“唯物论视点下的经济、社会、个人以及历史”，后者的内容是手稿的第40—68页。

阿多拉茨基版的“（C）节”和其他内容相同，都是无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将手稿第52—65页拆的支离破碎后进行的编辑。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来看，阿多拉茨基版手稿的排列顺序是：第59—62页→第65页→第52页→第55页→第58—59页（……）。服部将这个“（C）节”描述为“从梁赞诺夫（B）章的各部分中选摘出来后重新编辑而成的”，“换句话说，梁赞诺夫拆散、埋没了这一最重要的章节”。梁赞诺夫版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将“最重要的一节”从手稿中剥离后对其肆意地拆分，使之“分散”、“埋没”了。这也是服部评价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确、更成功”的理由。事实上，“拆散”手稿的并不是梁赞诺夫版而是阿多拉茨基版。服部的评价颠倒了是非。服部丝毫没有提及梁赞诺夫版的编辑遵从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较之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更准确、更成功”的这种评价，是二战前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的共识。

上述引文的后半部分，阿多拉茨基的序言考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基于何种实践目的写成”的，根本没有探讨篇章构成，却“以无可辩解的语气”向读者“解释着”阿多拉茨基版篇章构成“正确性的依据”。阿多拉茨基的《序言》一味地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对工人运动产生过实践性指导意义，现在依然存在”^[18]。由此，服部认为阿多拉茨基版的序文考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目的”，并以此为理由认定阿多拉茨基版的篇章构成具有“正确性的依据”。这种观点毫无学术依据。

相比于阿多拉茨基，上述引文的末尾对梁赞诺夫版的描述有如下内容：“探讨的只是细节方面的技术问题——可能那是文献学家梁赞诺夫最擅长、并且引以为己任的问题。”^[19]。但问题出在《费尔巴哈》章末尾部分由马克思笔迹写成的笔记（手稿第72页及其背面）^[20]上，梁赞诺夫版将这部分笔记编辑到了《费尔巴哈》章的末尾，阿多拉茨基版则将其作为“附录”收录到了卷末。

服部认为：“即使读者只读《费尔巴哈》一章，也能从前后文的内部关联中轻而易举地判断出阿多拉茨基版的处理方法是妥当的。”“前后文的内部关联”指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且“阿多拉茨基版的处理方法是妥当的”也没有任何根据。服部对梁赞诺夫版所抱有的怀疑态度，同样没有可靠的根据。梁赞诺夫根据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将这份笔记编辑到了《费尔巴哈》章的末尾，遵循原著者最终的编辑方针（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来复原手稿，是理所当然的举措。

在《译者后记》的结言部分，服部认为阿多拉茨基的《序言》“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单纯的文献学家的空话不同，将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列宁阶段的存在所作的斗争引申到了文献学的领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21]，在此，服部将梁赞诺夫版作为“单纯的文献学家的空语”排除在外了。

阿多拉茨基版《序言》后的《译者后记》对唯物论研究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34年10月的《唯物论研究》第24期上，森宏一、山岸辰藏、中岛清之助联名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版本比较——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赞诺夫版》。^[22]

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提到了泽守渡的推介文章、服部之总的翻译以及异同表^[23]，之后有以下叙述：

实际上梁赞诺夫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编辑顺序和阿多拉茨基版之间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差异！如果读一下岩波文库版，两编辑版本中前后顺序颠倒的次数，恰好和岩波文库版拆散手稿、毫无依据地进行重新编辑时所产生的差异的次数相同。不仅如此，梁赞诺夫版中语句不通的内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极为清晰明了的情况居多——例如，岩波版第50页第6行，补充物Supplemente→升华物Sublimate。^[24]

服部之总的差异表揭示了阿多拉茨基版的叙述顺序与岩波文库版页码和行数的对应关系，正如森宏一等人所描述的，“如果读一读岩波文库版”就能了解到“两编辑版本中前后顺序的颠倒”这样“令人吃惊的差异”。如上所述，如果依据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顺序来阅读岩波文库版，那么我们必须要从例如岩波文库版的第58页第14行跳读到第108页的第6行。

上述引文讲到：“两编辑版本中前后顺序颠倒的次数，恰好和岩波文库版拆散手稿、毫无依据地进行重新编辑时所产生的差异的次数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森宏一等人将“拆散手稿”、“毫无依据”地“重新编辑”所带来的编辑上的错误，归结到了梁赞诺夫版上，而非阿多拉茨基版。可以通过以下叙述了解到这一点：“不仅如此，梁赞诺夫版中语句不通的内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极为清晰明了的情况居多”，而且同一篇文章中“阿多拉茨基的方法在复原马克思的遗稿上是妥当的”。^[25]在这里，备受指责的不是将手稿拆得支离破碎后进行编辑的阿多拉茨基版，而是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进行编辑的梁赞诺夫版。

关于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产生差异的理由，这篇文章中有如下叙述：

依据以下的对照表来核查两版本差异的读者们，在为两者之间差异之大感到吃惊的同时，也不禁会问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简而言之，梁赞诺夫版是依据马克思标注在手稿上的页码顺序进行编辑的，与此不同，阿多拉茨基版是按照作者两人在手稿中的各种插入符号（旁注、边界线），对手稿进行编辑的。^[26]

这篇文章的作者森、山岸、中岛认为梁赞诺夫版编辑的缺点是依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编辑了手稿，与此不同，他们关于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有以下观点：“阿多拉茨基在全集版卷末的编辑方针中有以下叙述：‘依照原著者的叙述方式再现各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梁赞诺夫的方法刚好与此相反，总而言之是机械性的。”^[27]森等人将遵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进行编辑的梁赞诺夫版的方法认定为“机械性的”，这种方法不能再现“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

阿多拉茨基版为了阐明“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采用了3条线索：

1．与未完成的手稿的篇章构成相关的编辑上的指示。

2．较多的栏外增补内容——多数是马克思的笔迹。

3．各相关主题板块之间的分隔线以及其他片段之间的括弧。^[28]

阿多拉茨基版基于这些线索将手稿拆散后又进行了重新编辑，这种手稿的拆散和重新编辑就是阿多拉茨基版所谓的“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如上所述，以“家庭”术语为例，这种“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是将手稿中相隔甚远的内容串联起来的处理方法。在阿多拉茨基版中，我们完全了解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写作过程（包含改稿过程在内）中的思维进程。森等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完全沉迷于阿多拉茨基所说的“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

作为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优于梁赞诺夫版的例证，这篇文章列举了阿多拉茨基版中“历史”部分中的内容。

马克思作的页码标注是从第8页手稿开始的，但是阿多拉茨基版中誊清稿以外的内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被称作“第一编辑稿”）^[29]，在“历史”部分中跳过了第8—10页，是从第11页开始的。这种编辑方针依据的是手稿第11页右栏中以马克思的笔迹写成的“历史。”、“〈第一（Die erste）〉”（〈〉表示被删除字句）、“1”以及第16页右栏的“11、12、13、14、15、16”等数字。阿多拉茨基以此为依据对手稿进行了肆意的编辑^[30]，这篇文章关于这种编辑方针有以下叙述：

梁赞诺夫版的编辑认为的第5纸张和第6纸张之间存在中断的内容（岩波文库版第52页第1行到第3行之间），阿多拉茨基版用上述方法在两个纸张中间插入了马克思标注页码为11、12、152（作为注解）、13—19、68、21—28的内容，填补了中断的内容。^[31]

上述引文中，梁赞诺夫版将第5纸张和第6纸张之间视为“中断”^[32]，但是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方法填补了中断的内容。以此为例，森等人认为“阿多拉茨基的编辑方法在再现原著者的遗稿方面是非常贴切的”。

恩格斯标注纸张号码为5的手稿是誊清稿的一部分^[33]，这和阿多拉茨基所说的“第一编辑稿”第6纸张到第92纸张在内容上应该加以区分。所以誊清稿第5纸张到“第一编辑稿”第6纸张之间没有接续的必要，也就不存在填补“中断”内容的问题了。

另外，第5纸张的后面接续的不是手稿的第8页而是第11页以后的内容，从而“填补了中断内容”。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也成了语意不明的内容。第5纸张的末尾部分有“用历史事例来进行说明”等内容^[34]，可能会由此联想到和“历史”部分的接续，如果真是如此，森等人批判梁赞诺夫版时使用“机械性的”一词是恰当的。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判定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方法是“妥当”的，其依据根本就不存在。

森宏一等作者在断定阿多拉茨基的编辑方法的“妥当性”时，根本没有抱有以下疑问：第一，缺失“第一编辑稿”的开头部分（手稿的第8—10页），而从第11页开始阅读手稿，这样做是否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维进程，这是疑问之一。第二，在手稿的第11—19页^[35]中，即阿多拉茨基版的“历史”部分，插入了第53—54页和第68页的内容，是否不妥，这是疑问之二。他们当时怀有的只是对“手稿内容的逻辑顺序”的虔诚信仰。

关于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委，这篇文章中有如下叙述：

我们期望拥有阿多拉茨基版的日译本。但是，如上所述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这项工作，所以今年夏天以来，我们以唯物论研究会哲学部组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研究会为契机，基于上述服部之总的考证，同时利用岩波文库版，推进了对阿多拉茨基版编辑顺序的研究。而且，与梁赞诺夫版相比，这个版本在有机统一体的脉络中解读了原文，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推进此次研究会的同时，我们还补正了服部的研究成果，修订了阿多拉茨基版的日译本。其成果就是在此刊登的《两版本的核查考证表》。^[36]

唯物论研究会哲学部对阿多拉茨基版进行研究和评价的出发点是基于服部之总的翻译和考证。其结论述“这个版本在有机统一体的脉络中解读了原文”，这成了二战前唯物论研究会“人所共知”的通识。他们在明知阿多拉茨基版无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的情况下，没有对将手稿拆得支离破碎后进行编辑的阿多拉茨基版提出任何质疑，集体性地就此达成了一致，想想就令人胆战心惊。自此，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开始倾向于阿多拉茨基版，梁赞诺夫版由此受到了排斥。

如上所述，《两版本的核查考证表》“补正了服部的研究成果”，在服部之总异同表的各页中，加入了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异同的详细信息。由于过于繁琐，所以在此只引用了上述“历史”部分的开头内容。

〔一〕歴史

五六ノ一四カラ

五七ノ一三、である。ノ次ニ——ヲ入レル

五七ノ一三、欲望——それ自体——>欲望それ自体

五八ノ一四、ねばならぬ。ノ次ヘ一〇八ノ六カラ一〇九ノ二マデヲ註トシテ入レル

五九ノ一六、新しい諸形態をノ次ニとりヲ入レル

六〇ノ六、意識である——>意識である^[37]

引文中的“五六ノ一四カラ”表示下述内容是从岩波文库版的第56页第14行开始的。粗体字“カラ”和上述引文中没有出现的“へ”，表示岩波文库版的记述范围（“へ”表示记述范围的截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两编辑版本中记述顺序前后颠倒的次数”。

这个表所揭示的两版本差异的内容，如下所示：“である。ノ次ニ——ヲ入レル”表示梁赞诺夫版的句末缺少了横线（——）。“欲望——それ自体——>欲望それ自体”表示梁赞诺夫版在“欲望”和“それ自体”之间插入了多余的横线（——）。“ねばならぬ。ノ次ヘ一〇八ノ六カラ一〇九ノ二マデヲ註トシテ入レル”如上所述，表示阿多拉茨基版将手稿第12页的叙述与第53—54页的叙述（以“住宅建设”开头的内容）串联了起来。“新しい諸形態をノ次ニとりヲ入レル”表示必须要将这句话译为“新しい諸形態をとり”的意思，这里有必要作一下说明。手稿的该处原本为“neue Formen annimmt”，后来“annimmt”被删除了。但是，这个单词下面又标注了复原符号（…），该词语又被复原了。不了解该复原符号的梁赞诺夫将“annimmt”视作了被删除字句，阿多拉茨基版没有把它视作被删除字句。“意識である——>意識である”表示岩波文库版缺少了强调符号。在手稿中“ist”下面标有下划线的强调符号，在梁赞诺夫版中它是用隔字体印刷（gesperrter Druck）的，但是岩波文库版忽视了这处强调内容。

如上所示，《两版本的核查考证表》表示的几乎都是两个版本横线、强调的有无等差异。这探讨的是手稿解读上的问题，和探讨手稿编辑上的是非问题无关。

和服部之总的异同表相同，这张表也是以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顺序为基准来叙述的，是以阿多拉茨基版编辑的正当性为前提的。粗略地阅读此表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岩波文库版中页码和行数的排列较为混乱，“将手稿拆散后，毫无依据地进行再编辑”是由岩波文库版的底本梁赞诺夫版造成的。

实际上，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暴力编辑的不是梁赞诺夫版，而是阿多拉茨基版。阿多拉茨基版的正文中，记录了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编号，但是只是依照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顺序陈列了这些页码编号而已，所以从这版中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到阿多拉茨基对手稿的暴力编辑。另外，阿多拉茨基版卷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页码标示图”中标有恩格斯的纸张编号和马克思的页码编号，从图中能清楚地了解到阿多拉茨基版将手稿拆得支离破碎后进行编辑的情况。所以必须澄清这一事实。

日本最初的阿多拉茨基版的译文是由唯物论研究会翻译、青山书店出版的《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共有3册（刊行日期分别是：第1册1935年12月、第2册1936年1月、第3册1936年4月）。《费尔巴哈》章的译者是松原宏、山岸辰藏、森宏一，森宏一不仅负责翻译《费尔巴哈》章，而且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内容的监译者。

对阿多拉茨基版的相同评价，还出现在了阿多拉茨基版日译本的《译者序言》中。其中，关于出版这个版本译文的理由有以下解释：“不仅仅是因为阿多拉茨基版采用了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整体出版的编辑方针，而且由于对手稿进行了整理、编辑，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如阳光照射般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意图。”^[38]

这个序言称赞阿多拉茨基版“作为一个整体编辑出版”，对此版本的赞扬达到了顶点。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此迎来了转折点，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实际上是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拆的支离破碎的暴力编辑。唯物论研究会隐瞒了这个事实，这个版本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都充当了日译本的底本。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中广松版的定位

1974年刊行的广松版，将被删除字句放入了“〈〉”括号内。这原本不是广松版的独创。《费尔巴哈》章在最初公开发表时，梁赞诺夫采用了这种复原方法；栉田和森户在1930年就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我等》杂志的译文是尖括号“〈〉”、由利译本是圆括号“（）”）将梁赞诺夫版复原后的被删除字句全部翻译了出来。将被删除字句放入“〈〉”中的复原方法，忠实地翻译了梁赞诺夫版，在广松版刊行44年前的二战前期就被人采用了，绝不是广松版独创的方式。我们在探寻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时，必须铭记这一点。

广松版的独创性是什么？对此，广松涉编译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岩波文库2002年版）的补译者小林昌人，在广松版的中文翻译版刊行之际，列举了以下三点：第一，“手稿中的增补和删改一目了然”，即“为了与经过增补或删除后的最终文句相区别，被删除的字句用标有删除记号的小活字体恢复至原处，写在行间以及栏外（正文以外的空白处）的添加的字句用斜体（日文译本与中文译本用波浪线）印刷”。第二，“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笔迹的区别一目了然”。第三，“写在空栏外的增补的文句、注释、笔记一目了然”。^[39]

以上三点真的是广松版的独创性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列举的被删除字句的复原方法，如上所述，是梁赞诺夫版首先采用的，阿多拉茨基版沿袭了这种方法。而且，从二战前日本的译文中，人们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方法。“斜体（日文译本与中文译本用波浪线）”表示的是恩格斯增补的内容。梁赞诺夫版没有标明代替被删除字句、恩格斯在栏外增补的内容。但是，阿多拉茨基版在卷末的《异文一览》中，用“ｅ”符号标明了恩格斯增补的内容，广松版只不过将标有这种符号的字句改成了斜体。所以，阿多拉茨基版中遗漏的恩格斯的增补内容在广松版中也没有得到反映，是理所当然的。^[40]

第二点列举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笔迹的区别一目了然”指的是，广松版“原文文本篇”分别用罗马体和黑体区分了恩格斯的笔迹和马克思的笔迹。梁赞诺夫版的脚注标明了马克思笔迹的字句，而且这些脚注在《我等丛书》的栉田·森户译本以及由利译本中全部被翻译了出来。因而，实际上在1930年时，读者就根据这些译本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分担”问题。广松版只是根据阿多拉茨基版，将马克思记述的内容变成了黑体。

如果在栉田·森户译本以及由利译本中，根据梁赞诺夫版的脚注将马克思笔迹的字句变成粗体，另外，利用阿多拉茨基版的《异文一览》将恩格斯的增补内容加上波浪线，就能做成广松版。

广松版的独创性，只剩下了第三点列举的栏外增补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增补和删改，使用了左栏的行间和右栏。左右两栏中的“＋”符号，指示着将右栏的增补字句插入到左栏的相应位置。左栏的改订——接续左栏行末——在右栏记述数行改订内容的情况也有。如上所示，手稿实际的记述状况极其复杂，不实际考察手稿的话，根本就了解不到这些情况。

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除独立于左栏叙述的长句外，没有列举右栏记述的其他相关信息。新MEGA试行版在正文部分采用了左右分栏的形式，基于将正文改订插入左栏的原则，右栏只印刷了独立于左栏叙述的长句和笔记（如“费尔巴哈”、“自我异化”等）。因此，右栏印刷的内容很少，大部分页面的右栏都是空白的。

没有实际考察手稿编辑而成的广松版，基于先行各版仅有的信息，排印了右栏，双联页排印的右页（表示手稿的右栏）大部分和新MEGA试行版是一致的。与新MEGA试行版不同的是，广松版肆意地将小束手稿的一部分排列在了右栏。

之前引用的小林论文，将“写在空栏外的增补的文句、注释、笔记一目了然”作为广松版的“三大特点”之一。另外，小林批评了新MEGA试行版的左右栏印刷“不能说它很好地利用了两栏的功效”，这句评语对广松版而言恰好合适。

另外，广松版将新MEGA试行版在右栏印刷的上述笔记，附上“这里是栏外内容”的注记，标示在了脚注中，没有印刷在双联页的右页。新MEGA试行版和广松版的原文正文篇中有一行文字数的差异，是因为没有看过手稿的人不能确定笔记应该排列在文本的哪一行。

总之，所谓的广松版独创的特点都必须归还给先行的各个版本。

与此相比，决定广松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中的位置的关键问题是这个版本和阿多拉茨基版的关系。

阿多拉茨基版是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拆的支离破碎、进行暴力编辑的版本，这个版本曾在二战前受到唯物论研究会的狂热追捧，而且是战后岩波文库版（小在由重译，1956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大月书店，1963年）的底本。

广松涉以对手稿的暴力编辑为理由，将阿多拉茨基版称作“伪书”，广松版和梁赞诺夫版一样，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排列了正文。但是广松版在对改稿过程的复原上依据的却是阿多拉茨基版，并且沿袭了阿多拉茨基版的根本缺陷。从这层意义上讲，广松版“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史水平倒退到了1932年的水平”。^[41]在日本长期以来，无人知晓这个事实。断定阿多拉茨基版为“伪书”的广松涉本人也决不会提及此事。

战后第二个岩波文库版——广松涉编译、小林昌人补译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根据涩谷版改订了沿袭阿多拉茨基版根本错误的广松版之后的版本。这个岩波文库版虽然声称是由广松涉编译的，但是它和1974年发行的广松版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岩波文库版的“补译”者小林昌人，一方面隐瞒了广松版依据阿多拉茨基版编辑的事实，另一方面在文库版的《解说》中声称“河出版的原文正文，现在还是最具有国际性水准的”^[42]，又在上述论文中强调“我的这个意愿越来越强烈”^[43]。

如果不打破上述虚言，不在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上正确定位广松版的话，对这份手稿的研究也就不会取得进展。

注释：
[1] 参见《我等丛书》第4册，我等社1930年版第2页。

[2] 参见��Marx-Engels-Archiv，I. Band, S.244；梁赞诺夫版在复原被删除字句时有很多遗漏，上述引文没有显示出应该出现在ihrem gegebenen之前的seinem；Mens[chen]之后的die是由den变来的。另外开头部分的so被删除了。

[3] 参见《我等丛书》第４册，我等社1930年版第90页。

[4] 《我等》杂志的初译本，将梁赞诺夫版采用的“〈〉”改成了小引号“「」”和圆括号“（）”，上述引文中的“歴史的”和“彼を”被放入了圆括号“（）”内，其他被删除字句被放入了小引号“「」”中。区别使用圆括号和小引号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在上述引文中，《我等丛书》对《我等》杂志中的译文也作了较大修订。

[5] 《我等丛书》的《译者凡例》的末尾有以下叙述：“最后，本书还在印刷中时，由利保一译、竹沼隼人校阅的更好的译本在永田书店出版了。另外，三木清的译本最近也将由岩波书店出版。”参见《我等丛书》第4册，我等社1930年版第4页。

[6] 参考由利保一译、竹沼隼人校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页。

[7] 参见上书，第58页。梁赞诺夫版开头部分的〈kommt er nicht dazu, die Mens[chen] 〉在由利译本中出现在了脚注中，译作“「するが故に彼は人〔間〕を《……》するに至っていない」”。

[8] 参见上书，第2页。

[9] 参见三木清译：《德意志意识形态》，岩波文库1930年版第2—3页。

[10] 参见上书，第3页。

[11] 参见泽守渡：《〈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版的出版概况》，载《唯物论研究》第2期（1932年12月）第66—70页。

[12] 参见服部之总：《德意志意识形态·序文（阿多拉茨基）》，载《唯物论研究》第5期（1933年3月）第47—63页。服部参照的是“大众版”。

[13] 同上书，第60页。

[14] 同上书，第60—61页。

[15] 以下内容中的“手稿第几页”，表示的都是马克思标注的页码。

[16] 参见服部之总：《德意志意识形态·序文（阿多拉茨基）》，载《唯物论研究》第5期第61—62页。

[17] 阿多拉茨基版的原文是“Kommunismus. Produktion der Verkehrsform selbst”，服部的翻译“生产和交往方式本身”是误译。

[18] MEGA1,I/5,1932,S.XVI.

[19] 参见《唯物论研究》第5期第62页。

[20]《费尔巴哈》章最后一张手稿是第92张（纸张编号是恩格斯的笔迹）。这张手稿只留下了“第1页”，第72页的背面没有页码编号。

[21] 参见《唯物论研究》第5期第62页。

[22] 参见森宏一、山岸辰藏、中岛清之助：《〈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版本比较——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赞诺夫版》，载《唯物论研究》第24期（1934年10月）第163—178页。第24期目录中的副标题是《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两版的顺序是颠倒的。

[23] 服部之总的异同表被表述为“依照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顺序来阅读岩波文库版的指示”。

[24] 参见《唯物论研究》第24期第163—164页。

[25] 同上书，第167页。

[26] 同上书，第165页。

[27] 同上书，第166页。

[28] MEGA1, I/5, Die Richtlinien für die Redigierung der Manuskripte, S.561.

[29] 阿多拉茨基版所指的“第一编辑稿”是第6纸张到第11纸张，第20纸张到第21纸张，第84纸张到第92纸张。

[30] 手稿第11页中的被删除字句“〈第1〉”，由马克思写在了外圆内菱的图形的中间。“〈第1〉”以及其右边的“1”和写在第11页右栏上部的“历史”（Geschichte）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阿多拉茨基版的《手稿的编辑方针》将〈die erste〉和“11、12、13、14、15、16”等数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章节叙述的内容是从第11页到第16页”，这种观点同样没有任何依据。无论是“〈第1〉”还是“1”代指的都并非是第11页手稿。阿多拉茨基版对“历史”部分的编辑是毫无依据的暴力编辑。

[31] 参见《唯物论研究》第24期第166—167页。引文中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中的“152”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53、54”。

[32] “中断”是梁赞诺夫描述的“fehlende �aberg?nge”的翻译术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填补欠缺内容”。

[33] 阿多拉茨基将第1纸张到第5纸张的内容称作“誊清稿的试作稿，实际上一部分已经是真正的誊清稿(ein Reinschriftversuch, zum Teil wirkliche Reinschrift)”。

[34] 参见涩谷正编译：《手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35] 引文中马克思标注页码为“21—28”页的内容，在阿多拉茨基版中不属于《历史》章节，而属于《关于意识的生产》章节。

[36] 参见《唯物论研究》第24期第165页。

[37] 同上书，第171页。

[38] 参见唯物论研究会译：《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分册《译者序言》，青山书店1935年版第2页。

[39] 参见小林昌人：《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史上的意义》，载《情况》2005年8—9月号第148页。在中国，这篇论文的中译文2005年5月刊登了在《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2010年12月又被《社会理论批判纪事》转载。这篇论文将以上三点说成是“广松版排版”的“三大特点”。

[40]《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第17页（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广松版没有将“打猎”、“捕鱼”、“畜牧”、“这样就不会……猎人、渔夫、〈或者〉牧人”认定为恩格斯的增补内容就是上述问题的明显例证。

参考涩谷正、大村泉、平子友长：《再论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驳张一兵和小林昌人空虚的反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8期第61—63页。

[41] 参见《应该如何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载《经济》2004年2月号第174页。

[42] 参见广松涉编译、小林昌人补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岩波文库2002年版第314页。

[43] 参见小林昌人：《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史上的意义》，载《情况》2005年8—9月号第156页。

（作者：日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译者：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