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是我的外公，蔡畅是我的外婆，但是我从小叫蔡畅为“奶奶”。我从小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长期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管委会工作。自从退休以后，我开始学习和研究家族人物的历史。

我的家族主要有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葛健豪等人物。李富春和蔡畅都是湖南人，都是1900年5月出生，是20世纪的“世纪同龄人”。李富春出生于长沙的一个小业主家庭，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为红色遗址，在长沙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李富春1922年入党，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等职务。

李富春在留法勤工俭学时与蔡畅结婚。蔡畅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与曾国藩是同乡，而且蔡家、葛家与曾家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是当年湘军的部下。蔡畅1923年入党，曾是中共中央委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是新中国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有一个革命的家庭，她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大哥叫蔡林蒸，曾经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支队长。小哥哥是蔡和森（我应该叫他舅公），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是很好的同志和朋友，曾一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来一起干革命。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也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早期领导人之一，而且是早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蔡和森与向警予都是革命烈士。他们的母亲葛健豪，是一位追求解放、思想开明的杰出女性，是民国女杰秋瑾的好朋友，她50多岁时，还拖着一双小脚，陪同蔡和森和蔡畅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支持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和周恩来都是好同志和好朋友。

我小时候见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当然都是随我的外公和奶奶一起见的。特别是邓颖超和我奶奶的工作关系很密切，所以我小时候见她的次数多一些。邓颖超待人热情，她很喜欢小孩，我至今还有一张她抱着我的照片。我见周恩来的机会少一些，现在已记不清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了。从小我就知道周恩来是大领导，对他很敬仰，而且感觉这个人与众不同，特别有风采和精气神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有气场”。他是我心中最敬爱的领导人，1976年周总理逝世，十里长街送别时我也在人群当中；四五运动时，我一整天在天安门广场。

革命时期李富春和蔡畅与周恩来的战斗友谊

李富春、蔡畅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始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等人去得比较早，大概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到达法国，周恩来是1920年底到达法国的。1921年初，周恩来参与了由蔡和森、赵世炎等人领导的、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二二八运动。李富春、蔡畅在此时结识了周恩来。虽然蔡和森等人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法国政府早早驱送回国，但蔡和森与周恩来在法国仍有较深的交往，周恩来曾说：“对我来说，在法国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

1922年初，周恩来、赵世炎联络李维汉、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6月下旬，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确定组织的正式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李富春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1923年2月，该组织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推选周恩来为书记，李富春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同年1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李富春任委员长，周恩来任宣传部主任。从在法国开始，李富春与周恩来便在共同的理想和组织中，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22年8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少年》月刊（1924年改名为《赤光》半月刊）。编辑部设在巴黎一家旅馆，编辑部所在地还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办公室，也是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编辑部主要是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一起负责日常工作，他们都撰写了不少宣传和战斗的文章。李富春负责发行，邓小平负责印刷，这是李富春和周恩来第一次正式在一起工作。邓小平后来告诉他的女儿邓榕，当时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开会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床上、桌子上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行战斗。

周恩来对同志一片热心、无私、诚恳，受到同志们的敬爱。蔡畅对他的优秀品德、卓越才华无比敬仰。小时候，我奶奶经常正式地、系统地给我讲述革命家史，特别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故事，多次提起周恩来，还讲过周恩来救过她的故事：有一次，蔡畅得了白喉，发高烧三四天没有起床，房东太太见她的牛奶在门口积了三四天没有取走，就上楼去看望，这才发现她病得很重。老人热心地问她在巴黎有什么人可以帮助她，蔡畅挣扎着写了一个地址。按这个地址，房东太太找到了《少年》刊物编辑部，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随老太太前往，把蔡畅从四楼背下来送到医院抢救，使她转危为安。

1924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开始了。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因为李富春在法国曾经分别参加过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和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还担任过国民党的旅欧支部书记，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25年1月，李富春和蔡畅离开法国后，党组织安排他们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军事等课程，使他们具备了中国大革命所需要的才能。他们在苏联学习半年，同年7月，李富春和蔡畅从苏联回国，党组织派他们前往广东工作。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到广州，李富春和蔡畅到广州见到了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共同战斗过的周恩来和陈延年等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安排李富春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而且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

那时，蔡畅被任命为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邓颖超任副书记，在这里她们第一次相识。在广州，他们两家人都住在广东文德东路文德里，成为邻居。李富春和蔡畅还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1926年3月，蒋介石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为借口，掀起反共高潮。为此，在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工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到李富春的家里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他们三人的态度十分明确，都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进攻。据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第一次单独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当时孙中山实施新的三民主义，北伐军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为的是把旧式军队改造成为新式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兼军法处处长，年仅26岁即领中将军衔。还有林伯渠等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担任其他军的党代表。由于汪精卫兼任国民革命军各军党代表，但一直未到职，所以副党代表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实际上就是党代表。李富春与周恩来从此共同战斗在北伐战争第一线。国民革命第二军是由湘军改编而来，军长谭延闿、副军长鲁涤平都是湖南人，李富春与他们同籍。由于谭延闿当时还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行军长职务。根据当时的体制，第二军的重大问题主要由鲁涤平、苏联顾问和党代表李富春协商决定。谭延闿、鲁涤平都很信任李富春，第二军较快地转变了旧军队的军阀习气，部队战斗力提高得很快。在北伐中第一军沿广东、湖南、湖北向北打。第二军从广东到湖南到江西，不但打下南昌，后又攻下南京。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曾指定李富春担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和军委书记。第二军经过湘赣两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时，永新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找到李富春，请求第二军派兵到地方支持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永新地区的革命。因此第二军派了一个副师长带领一个团到永新赶走北洋军阀的旧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权，但这个政权存在时间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永新地区的革命者贺敏学（贺子珍哥哥）、王佐、袁文才等人组织革命力量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为后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因为第二军取得了很好的战绩，在192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李富春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和李富春离开了国民革命军，到白色恐怖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我曾经在台湾国民党的党史馆查档案资料，看到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给国民党中央写的辞去在国民党内职务的报告。做地下工作期间，周恩来主要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李富春则在地方工作，在中共江苏省委代理过书记，在中共广东省委担任过书记职务。1931年底，周恩来和李富春分别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富春担任了三年江西省委书记，仍然是做地方工作。

直到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李富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代理主任（因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不能工作），又与周恩来在红军总部一起工作。1935年8月长征中，党中央为加强红一方面军领导，重新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出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又在一起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李富春调到三军团接替杨尚昆任政委，与司令员彭德怀一起工作。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患“肝脓疡”而生命垂危，他一直跟随三军团行军。李富春和彭德怀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专门安排指战员组成担架队，由干部团团长陈赓亲自任担架队队长，一直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在那些日子里，李富春天天伴随在周恩来的担架旁边，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要小心，并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指战员们的悉心照顾下，周恩来的病情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好转了。同志们的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得到充分体现。

1939年蔡畅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在苏联治病，大概长达一年时间，其间蔡畅应共产国际要求写了一份对周恩来的评价报告。虽然是“背靠背”写的报告，但蔡畅对周恩来的评价非常好，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2015年我赴俄罗斯政治社会档案馆查找先辈的档案，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一起，看到过这份保存在周恩来档案中的文件，当时周秉德复印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密档”的发现：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早期周恩来》，了解了一些此事的缘由。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成为我们党的领袖之一。而李富春也以他的务实作风和勤奋工作，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李富春与蔡畅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和蔡畅与周恩来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李富春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分管经济计划工作）并兼任重工业部部长。1954年9月，李富春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一直到“文革”前期的十几年时间里，在周恩来领导下，李富春负责制定并全面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苏联政府成功谈成并全面实施了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后来，他又在周恩来领导下制定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协助周恩来筹划、组织、管理全国经济工作。但后来这两个五年计划没有很好地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遇上了“大跃进”，第三个五年计划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李富春成为周恩来主要的工作副手。在周恩来出国或治病期间，他多次指定李富春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当时国务院没有明确的常务副总理，其他的一些副总理都有自己主要的分管领域，例如陈云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林彪负责军事；邓小平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党务，工作繁重。）这些也体现了周恩来对李富春的信任。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富春在1958年“大跃进”后期与周恩来的一段故事。因为“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很大损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中一次重大失误。面对诸多问题和困难，大家都在积极思考如何走出困难局面。李富春作为国家计委主任更是责无旁贷，他深刻感觉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找了许多地方和部门同志座谈，千方百计探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方法。李富春经过认真考虑，于1960年七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各工业部长和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首次提出整顿经济的建议。他最初的提法是针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8月中下旬，在国家计委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再一次明确指示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写入《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国务院。这六个字成为后来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的雏形。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同时周恩来将计委报告中提出的“整顿”改为“调整”，并增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周恩来签发，党中央于1960年9月30日批转了国家计委这一报告。这就是八字方针形成的过程，也是我党真正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开始。在1961年1月3日党中央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李富春作了《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会议公报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实际上是停止了“大跃进”的进程，将国民经济转入了调整的轨道。

1956年5月26日，在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代表的酒会上，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科学家们交谈

此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主持落实八字方针，负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三年困难，五年调整”，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全面完成。李富春从提出方针，到组织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全面成功，都是在周总理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完成的。

1958年，周恩来(前排右二)和李富春(前排左一)、李先念(后排左一)、王任重(前排右一)在湖北省三斗坪中堡岛上现场审查大坝工程设计方案

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周恩来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统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李富春则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他们共同谋划，共同决策，并将理想付诸实现，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富春协助周恩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被打倒无法工作，李富春暂时还在职。因此周恩来提议并经党中央同意，由李富春协助他主管国务院经济工作。面对愈来愈严重的混乱局势，周恩来忧心如焚，殚精竭虑。作为周恩来助手的李富春同样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压力，李富春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到处“救火”，给造反派做工作，保护老干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那段时间里，周恩来和李富春都疲于奔命，苦撑局面，尽可能维持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

1967年初，党内发生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李富春与一些国务院副总理和军队老帅们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遭到种种污蔑和错误批判。由于国务院一些副总理经常一起去李富春的家里谈工作，其间不免发些牢骚，因此李富春被扣上了“二月逆流黑俱乐部主任”的大帽子，境遇非常困难。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富春顶住巨大压力，尽最大可能协助周恩来抓工农业生产，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经济造成的破坏。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深入批判，至此李富春完全“靠边站”，基本不能再协助周恩来工作了。

这期间，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李富春等老同志免受影响。有一次周恩来得知李富春家里冬天暖气不热，批评有关人员“势利眼”，要求他们尽快解决供热问题。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郁闷成疾，于1974年发现患有肺癌，身体越来越坏。周恩来对李富春的病情非常关心，经常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李富春和蔡畅的情况。那时李富春又犯了严重的牙病，牙疼常使他彻夜不眠。周恩来亲自推荐天津著名的口腔科专家韩宗琦来为李富春治病。

李富春和蔡畅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终身友谊

周恩来长李富春两岁，是李富春的兄长、同志和领导，李富春是周恩来的下属、同志和朋友。李富春与周恩来的深厚友谊几乎贯穿一生。李富春逝世的时间比周恩来“早一年晚一天”，李富春是1975年1月9日去世的，周恩来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党中央为李富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但是仍然强撑病体主持了李富春的追悼会。李富春的另一位老战友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李富春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追悼会开始前，蔡畅见到周恩来时心痛地说：“恩来，你怎么也来了？”周恩来紧握蔡畅的手悲痛地说：“大姐，我怎么能不来呢？我们是50多年的老战友了。前些日子听说他情况还好嘛，我以为自己会比他先去见马克思，没料到他比我先走了。”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周恩来虽然比蔡畅年长两岁，但周恩来仍按党内同志们的习惯称蔡畅为“大姐”，他有时当着蔡畅的面还称李富春为“大哥”。李富春和蔡畅总是尊敬地称周恩来为“总理”或者“恩来”，而亲切地称邓颖超为“小超”，这都是我亲耳听到过的。在全国妇联开会时，蔡畅总是称邓颖超为“小超大姐”。

1975年6月15日，蔡畅在北京饭店理发，刚好周恩来也去了，两位老朋友热情地相互问候。蔡畅看到周恩来憔悴的病容引起了无限忧虑，她深情地说：“恩来，我们认识50多年了，让我亲亲你好吗？”周总理立即爽朗地说：“好啊！大姐，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他们相拥亲吻了面颊。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而，谁会预料到，这竟成了他们两位老战友之间最后的告别！（蔡畅和李富春夫妇之间保持着法国人亲吻的礼节习惯，在党内老同志中成为美谈。曾经有一次我随奶奶到机场送外公出差，亲眼看到邓小平、杨尚昆开玩笑提议，让他们两个“行个洋礼”。）

李富春和蔡畅与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们怀揣着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共同理想，毅然投身于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超过整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战线，还是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他们始终心心相印，携手前行，相互支持，并肩作战。他们的理想、人性和友谊，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见证了那个伟大时代，也将继续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管理委员会原工委书记、主任；此文是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对作者口述史采访的基础上修改成文）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