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他树立的崇高精神风范、创造的丰富领导经验、总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体会，陈云之所以能在财经工作中屡建大功，每遇经济困难由他主持解决总能化险为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对头。正如他所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的财经工作方法是他卓越的财经智慧的突出表现，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陈云的财经工作方法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方法在财经工作中的运用

这十五字的方法，是陈云在延安总结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陈云不仅在延安和东北党的建设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中开始运用这十五字方法，而且在他主持陕甘宁、晋绥边区财经工作，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和接收沈阳的工作中，也可随处寻觅到这十五字方法的踪影。新中国成立后，纷繁复杂的全国财经工作，为陈云运用这十五字的方法提供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舞台。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实践活动，又使陈云不断丰富和加深了对这十五字方法的认识。为解决财经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陈云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6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三次阐述十五字方法。陈云做财经工作始终反对从原则出发、从书本出发、从外国出发，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所有重大决策的出台都经过了交换、比较、反复的过程。这十五字方法起着统领作用，是他做财经工作获得极大成功的奥秘之一。

“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正确处理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陈云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过程。他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调查研究事例。他对调查与决策的关系有许多重要论述。第一，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与制定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调查研究在先，制定政策在后；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实际情况，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制定出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第二，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与制定政策之间量的关系。领导者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花在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上，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制定政策。第三，陈云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要向敢于跟你讲真话的人调查研究，以求掌握真实情况。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避免决策失误

陈云认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他听汇报常说一句话：“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每一次做调查研究，都要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让大家敢于言、尽其言。陈云所作的决策之所以很少失误，是由于他注重调查研究；而他的调查研究之所以能成功、能掌握真实情况，在于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摸着石头过河”——正确处理目标与步骤的关系

陈云重视目标要选准，但更重视在向目标前进时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前进。他重视做什么的问题，但更重视怎么做的问题。从我所接触到的陈云文稿看，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云讲“摸着石头过河”，至少讲过5次。“摸着石头过河”，有步骤地前进，其中心思想是一个“稳”字。稳扎稳打是陈云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通货、稳定市场、稳定经济、稳定民心、稳定民生等，在陈云的著述中随处可见。1956年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陈云和周恩来是主要代表。反冒进的正面要求就是既积极又稳妥地前进。60年代初就如何克服财经困难，他提出要“稳扎稳打”。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陈云也是一再强调一个“稳”字，强调“步骤一定要稳妥”。

“西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

为解决上海刚解放时的困难，曾一度设想把工厂搬出上海。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后否定了这一设想。后来，他说：上海的许多工厂都是联在一起的，要造成一个大的工业城市，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工业打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行。“沙漠里头就不能有喜马拉雅山，一定要有西藏高原才行。”这体现了他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的财经工作方法。陈云认为：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关系，经济是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基础；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在各产业部门中，除农业之外，陈云把水利、交通、地质工作放在基础的位置上，强调其先行作用，认为国家建设必须从基础做起。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善于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是分不开的。

“挑两筐鸡蛋”与“走钢丝”——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

1950年5月，陈云就如何处理调整工商业与稳定金融物价的关系，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1951年5月，陈云在会上谈抗美援朝与稳定市场的关系时打着比喻、做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这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1953年粮食供不应求时，既要处理好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又要实行征购，这是一对很难处理的矛盾。对此，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挑两筐鸡蛋、走钢丝、挑一担炸药等比喻，反映了陈云在处理财经矛盾时，反对抓住一面而不注意另一面的片面做法，主张采取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方法。最高决策层中，陈云是最早系统地论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理论家。他关于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方法，与他的按比例发展、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瓜皮帽”与“水烟袋”——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

陈云多次讲，在财经工作中，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后来，他又讲过两次。一次是1982年1月，他对国家计委负责人说：“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家。计委就是要管这样的事情，有先有后，有重有轻。哪是重点，哪是轻点；哪些先办，哪些后办，这些问题计委要考虑。”另一次是1990年6月，陈云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讲到“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他们是专门考虑战略问题的。”陈云建议中央负责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这是晚年陈云的嘱托之一，也是晚年陈云传授他主持财经工作的基本经验之一。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来，一直重视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当时中财委的工作很多，光是电报一天就一大堆。他总是把眼光放在战略问题上，开动脑筋考虑要紧的问题。陈云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陈云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建设与民生、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上。毛泽东称赞陈云“看问题有眼光。”陈云之所以能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绩、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是经济战略家。

“三斤黄豆”与“半斤鱼”——从细微处着手解决财经问题

陈云是登高望远的经济战略家，同时是关注细节的经济管理家。他重视算大账，同时也要求算小账，是精于打算盘、善于算账的财经领导者与管理者。60年代初，为解决人民生活困难问题，陈云提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和半斤鱼。这是他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例子。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种小麦不如种蚕豆”的结论。这是他重视细节、从细微处入手解决财经问题的又一个例子。陈云在贯彻落实战略决策时，总是重视通过一个一个的细节去发挥作用。比如，为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他抓住了定产、定购、定销等细节。陈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细节，这是其决策成功的重要基础。他在执行中注重细节的落实，这是其决策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

“挤牛奶”与“削萝卜”——正确解决增收节支问题

“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方法。“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应该削减的支出。这是陈云对开源节流财政原则的运用和发展。他毅然反对搞赤字财政、走多发钞票的路。1985年2月，他批评：“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1988年10月，他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陈云认为，做经济工作的人，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如果不注意扭转，就会变得目光短浅。他也反对离开经济这个基础去搞空头政治。他指出：“倒过来，‘三分经济，七分政治’，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总之，“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是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之一，虽是针对如何改进商业工作提出来的，但却适用于指导所有财经部门的工作。“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既指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同时量化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这是陈云经济智慧的特点之一。

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取得那样大的成功，除了方法对头，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不断地努力学习。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2025年0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