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诞生于1939年艰苦抗战岁月，由张光年（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大型声乐合唱套曲《黄河大合唱》被称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文整理者收集、采集与整理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合唱队员、乐队队员以及最早刊发乐谱的杂志主编等见证者的口述史等回忆资料，以期通过亲历者视角回溯伟大作品酝酿、诞生到早期传播的整个过程，从而进一步认识、理解与传承这部不朽的民族音乐经典。

1935年，音乐家冼星海留法学成归来，随即投身民族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6年5月，诗人张光年（光未然）已创作了著名抗日诗篇《五月的鲜花》，由阎述诗谱曲后，在全国传唱。1936年6月，张光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上海，联络上海文艺界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结识了正指挥排演《五月的鲜花》的音乐家冼星海，这是两人的首次见面。当时适逢上海各界正在筹备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张光年作词《高尔基纪念歌》，由冼星海谱曲，这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张光年回到武汉，与冼星海合作创作了《赞美新中国》《拓荒歌》等歌曲，在全国传唱，这是两人的二度合作。1938年初，在中共努力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第一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1938年4月初，光未然、冼星海二人同时受邀到第三厅工作，张光年在六处一科（戏剧科，任少校科员），冼星海在六处三科（负责音乐工作）。在第三厅的同事经历使后来二人合作《黄河大合唱》水到渠成。1938年底，冼星海赴延安，任教于延安鲁艺音乐系。同年夏，政治部集中武汉的文艺工作者组成若干演剧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张光年被任命为政治部的视察员兼中共演剧三队支部书记。下半年，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三队（抗敌演剧三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是1938年组织成立的10支演剧队之一，隶属于第三厅，实际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革命文艺队伍。队员多为进步青年和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员。任务是深入前线、后方和国统区，通过话剧、歌咏、演讲、壁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鼓舞军民士气。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光未然担任抗敌演剧三队的党支部书记与领队—整理者注）到第二战区宣传慰问……

酝酿

邬析零（首演指挥者）：1938年10月30日，武汉沦陷后不几天，我们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以下简称“抗演三队”，1941年后改名为“抗敌戏剧宣传队第二队”，以下简称“剧宣二队”）全体，奉周恩来、郭沫若派遣，在光未然率领下，从陕西宜川的壶口下游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吕梁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年轻时的光未然

记得那天一早，趁晨曦未露，队伍集合启程，一路攀登爬高。将近午时，忽听雷声滚地而来。冬日晴空，何来雷鸣？赶牲口的老乡遥指东方：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爬到晌午时分，终于登上大山峰顶，环顾之际，浮想联翩。自黄河源头巴颜喀拉山直到出口黄海之边，长河种种景色，一一呈现眼前。身心受到黄河英雄气魄和伟大精神的激励，脑海里泛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源地的遐思……在峰顶因山体庞然，既望不到黄河也看不见壶口，仅闻涛声而已。离开峰顶，曲转旋回，朝东南方向，下行一大段路程之后，才望见北头数里远的黄河上面，笼罩着大团翻滚的水雾，煞似从沸水壶嘴喷出的水蒸气，源源上涌。

抵达圪针滩渡口，黄昏已过。屈指行程百里，历时12小时以上。开饭时刻，近处土台子上亮起了盆口大的油灯，燃着的灯捻子竟有棍杖那般粗细，这是当地群众欢迎我队演出的信号。我们顿时精神振奋，不顾疲劳解开驮子，取出必要的服装、道具、乐器，积极为驻守渡口的部队和渡口船夫进行慰问演出。那时间，壶口涛声为我队演出伴奏。观众总共数十人，虽人少但情绪高，散戏已是深夜，仍旧围着我们交谈。想到明日一早要为我们渡河出力，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次日上午10时左右，我们登上了渡船。渡船的样式奇突，以前从未见过，以后也没再见到。它像是一只近似四方形的没有盖子的大木头匣子，船首、船尾一般宽。船里容积很大，但管船的人限定我们挤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不让我们到宽敞的两头活动。我们正为此纳闷不解的时候，忽听一阵吆喝，四十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不一会儿，又一个个跳上船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船的两头，他们动作矫健有序，宛如一支即将进入战斗的军队。大部分人把桨，小部分人掌舵。船头高处，立着一位六十来岁、体格强壮、精神健旺、望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老头儿。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他在发号施令，他就是这次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上船前，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从这里摆渡过去，必须有熟知航道和胆量出众的老舵手来领航，不然性命难保。据说，像这样的老舵手当时只有两三个。

渡口河面非常宽阔，水流坡度陡斜；从壶口下来的急流，到此扩成一片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滔滔向南席卷而去；礁石近处，急转的大漩涡随时可见。

对岸登陆滩点叫小船窝，属山西吉县管辖，处于圪针滩下游东南方向。桨手们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十来分钟后，渡船已行近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浪花汹涌地扑进船来，我们的心情随之紧张起来。突然，那位老舵手直起了脖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得像警报似的声音。喊声刚落，船夫号子立刻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调子，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强，盖过了浪涛的怒吼；节奏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急促，原来一呼一应之间的间歇已完全消失，连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一个个涨红着脸，筋肉鼓突，拼命划着桨，掌稳舵。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惊心动魄。强烈的劳动号子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里，我们已把仅存的一点恐惧之心，抛到九霄云外。过了危险地区以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号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我们已清晰地望到了东岸滩地，内心随之感到战胜巨险之后的那种特别的轻松、安适、宁静。

渡河给我们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印象。正是这一次渡河和稍后领略壶口瀑布及黄河边行军中饱览的众多壮景，激起了光未然的创作冲动。他获得了灵感，开始孕育以黄河为题的大型作品。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的《黄河船夫曲》被词作者安排为《黄河大合唱》开头的第一首歌曲，也自然地成为大合唱的序歌。

登上岸滩时，迎接抗演三队的卡车还未来到。光未然和我就当时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交流起歌曲创作的体裁形式来：齐唱、轮唱、合唱、独唱、对唱、重唱；抒情歌、进行曲、山歌、小调、劳动号子……交谈之中，光未然忽然问我什么是“康塔塔”，那时，我未曾有过机会聆听“康塔塔”，只能将从书本中获得的有关情况向他介绍：“康塔塔”是CANTATA的音译名，有人意译为大合唱，它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从这次交谈中，我发现光未然那时已看过《音乐入门》，还看过《作曲法初步》，对歌曲曲式已有所了解。

从东渡黄河直到次年（1939年）1月，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队一直在吕梁山游击区根据地工作。根据地这里有抗日英雄、游击健儿，也有不少英勇机智、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在光未然的运筹下，我队的演出受到各方、各界的热烈欢迎和热心支持，以至可以深入到部队基层教唱歌曲。一时间，“嗨呵嗨，我们军民要合作。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的抗日歌声传遍晋西南。除到各团演出外，我队还在隰县泉则坪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并帮助决死队政治部和驻在附近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团培训所属前哨剧团、战号剧社……

为了更好地发挥戏剧艺术的宣传作用，光未然经常带上队里几位爱好文学的队员，就地收集素材，听到了许多悲壮故事。一天清早，我队从灵石县城附近开赴黄河另一渡口—永和关。旅程60多里，沿途田地荒芜，寸草不生，人迹无踪，一片死寂。山路上下两旁，所见房舍统统化为颓垣断壁；往昔道旁卖水卖食为行人歇脚之处，如今只剩塌灶破锅，留有斑斑烟熏残痕，找不到一块憩息之地。想起敌人的凶暴残忍，队员不禁怒发冲冠！

两个月辗转吕梁抗日根据地的紧张生活后，我们于1939年1月中旬来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行军途中，光未然不慎坠马折伤手骨，一到延安，他就住进医院。从这次渡河直到住进医院，光未然一直在酝酿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构思。即使在敌人追击之下，在紧张的夜行军途中，他还不时地和我们商谈《黄河大合唱》的写作计划。但正式动笔，还是在他进了医院以后。

李焕之（著名作曲家，曾为鲁艺学员和冼星海助手）：来到延安这所革命的艺术学院，冼星海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当年（1938年）12月，他就着手创作一部歌剧《军民进行曲》。冼星海是一位很热情的师长，我有时到他的窑洞去看看他，他一边谱写歌剧，一边同别人交谈。我怕耽误、打搅他的创作，只是把我的新作交上请他指教。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的歌剧有几首合唱曲，你来当我的助手吧。”当时我已经是音乐系（延安鲁艺）第三期的教员，教授“普通乐学”与“合唱课”。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当然是向星海老师学习的大好机会，我得很好完成他的嘱托啊！当这部歌剧完成后排练及上演时，星海还分配我做了打板鼓的乐手。

到了1939年的春天，延安开始了生产运动的热潮，各党政机关、部队和学校，人人投身于生产运动中。到了3月初，冼星海同诗人塞克合作了一部舞台表演剧《生产大合唱》，排练时，乐队中需要有一位打大锣的乐手，他就指派我担任。在排练过程中，他听了我打出的锣声后表示满意，并且赞赏地说：“你的锣声打出了我的音乐所要求的效果，打出了音乐性，很好！”就是在冼星海创作《生产大合唱》时排练、演出并召开了座谈会之后，抗演三队到了延安。

诞生

邬析零：光未然已决心写《黄河大合唱》，可是，如何进行？是仍旧保持作为可以朗诵的长诗进行修改，抑或采用另一种相近的艺术形式、转为可供歌唱的大合唱？行军途中，以至（1939年2月）住进医院进行治疗期间，他思潮起伏，踌躇满怀。

抗演三队到延安后见面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掌声、赞誉对我队都是一种压力。光未然作为队的当家人，已经开始预想告别演出时，用什么更好的节目来回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真挚关怀，答谢各界人士对我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2月26日，冼星海去医院探望光未然。这一对在创作上有过两度合作、彼此心有灵犀的老朋友，如今重逢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其欢快之情、兴奋之状可想而知。畅谈中，作曲家透露了再度合作的希望，倾吐渴求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星海走了以后，光未然心潮翻腾。经过再三思考，终于走出徘徊，决心彻底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于是，在我队队员胡志涛协助笔录之下，5天之后，长达400多行的皇皇巨篇《黄河（大合唱）》歌词落地降生！（按邬析零的回忆，光未然虽在创作酝酿阶段拟写的是长诗《黄河吟》，但最终与冼星海见面后，在成稿阶段，写出的是《黄河大合唱》。然查看《冼星海日记》，发现记载中从作曲家开始创作到完稿，都说的是《黄河吟》。说明冼星海在谱曲时，拿到的词作就是《黄河吟》。另外，从《冼星海日记》以及现存冼星海乐谱手稿可知，作品在作曲完成之时，已用《黄河》（大合唱）代替原名《黄河吟》。另，此种说法也可从严良堃回忆中得到佐证—整理者注）

光未然从医院回到西北旅社，带着刚刚脱胎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决定在3月11日举办歌词朗诵会。

3月11日，适值农历正月廿一，在西北旅社一个宽敞的窑洞里，聚集着三十来个队员，还有几名客人，冼星海坐在靠门边比较显著的位置上。靠近窗户，坐在土炕上凳子中的是诗人光未然。他面前搁有一张小炕桌，上面几盏油灯的火焰，照亮了诗人手里的词稿，他脸上容光焕发。

朗诵会开始，光未然首先大略说明歌词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相互不同的八首歌曲组成，依次为：男声合唱、男声独唱、朗诵歌曲、女声齐唱、男声对唱、女声独唱、轮唱和混声合唱。

每首歌曲之前“说白”是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衔接作用。

八首歌曲之中，有一首是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听到这里，我们不禁为之动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歌词，它是新创的。星海和我们一样，脸上露出惊喜兴奋之情。他在法国留学多年，当然听到过康塔塔、清唱剧、弥撒等大型声乐曲，但他也是初次看到如此结构的大型声乐作品。

端起茶缸喝了几口水之后，光未然开始高声朗诵：“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

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青年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底。我们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这八首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歌曲，被那些说白词衔接得天衣无缝。八首歌词，均以黄河为题材，又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为全篇的中心主题，构成浑然一体的大合唱。艺术上变化与统一的审美原则，在《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创作中得到完满的体现。

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一片安静。顷刻，我们似乎都醒了过来，掌声响彻全窑。

掌声中，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1939 年3月，创作中的冼星海

临走之前，冼星海再三叮嘱我们：尽快去他家详尽介绍渡河实况、壶口壮景和吕梁山根据地的战斗情况。

这以后，每隔三四天，我总要到星海家里去一次。

星海的家在山坡上的一孔小土窑里面，除了土炕、一张小方桌、三把高矮不等的凳子和取暖用的炭盆、一只小炉子以外，只剩下一米多见方的空地。桌上摆着一大厚本总谱，封皮上有他亲笔题字“民族解放交响乐”。周围放着一摞小本，几乎每本都写满他记录或者誊抄下来的各地民歌。

星海辛勤刻苦的创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只要他在家，我总是看到他伏在案头埋首写作。那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谱写《生产大合唱》，有时候也看到他在写《民族解放交响乐》或誊写新近记录下来的民歌。我想，可能他有时还禁不住要为谱写《黄河大合唱》做些酝酿，因此才十多天都没动手为《黄河大合唱》作曲。

每当我去，他总爱为我哼唱他的新作和新近搜集到的民歌，但更多的是要我不厌其详地叙述那一次渡河的前后经过，他还常常在一个细节上追问我好几遍。我曾几次尽我所能为冼星海哼唱那一次渡河时听到的船夫号子。有一次，当我哼完后，他立即掉过头去，拿起笔来在纸上记下了好几个动机音型，写完后又和我一起核对。

冼星海在创作上追求的是民族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和反映现实斗争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与光未然的创作观是一致的。恐怕这也是星海20天前那个晚上接到《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时万分激动的原因之一。

3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又到星海家里。他正坐在矮凳上，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凑着菜油灯的暗黄光线谱写《黄河颂》。一见我进去，他兴奋地站起来说：“今天你来得正好，八个歌子我已写好了七个。”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厚厚的用简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总谱稿本对我说：“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星海的妻子）帮我画格子以外，我连写带抄一共用了4天时间……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谱出了三个，但一个也不令我满意。今天我写了一整天的《黄河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我要努力摆脱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新创一种既有中华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昆曲里有些旋律带点‘颂’的味道，但不能表现出黄河的伟大战斗气概。”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清稿（1939）封面（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他把写好的全部曲谱从头到尾地唱了一遍，有时我们两人一起唱。每唱完一段，他为我分析歌曲的情感内容，阐述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歌曲演唱处理上的一些要点。那一晚我们唱得不少，谈得也不少，在谈唱之中，我听到他的咳嗽声比前些日子似乎有所加重。后来我翻阅星海日记，他这样写道：“3月27日，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3月30日，身体不好，伤风头晕。”

3月31日，我从星海手里得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邬析零拿到的作品清样是《黄河》。这一点，可以从前文所引冼星海日记中的记录：“3月31日：《黄河吟》八首长歌曲已完成了！……”“4月6日……正遇着第三队队员出外打球运动，因为今天我答应他们，教他们唱《黄河吟》”……予以佐证——整理者注）

清稿写于白粉莲纸上，并由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于16开本，周边整齐如刀切。我回队赶紧誊抄。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行笔犹如走蛇；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这种清稿本身就是少见的书法艺术品。它是星海抱病在短短几天之内连写带抄完成的。他终于圆满地兑现了他“我有把握将它写好，我一定在你们离开延安之前赶出来”的承诺。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是值得大家纪念的日子—1939年3月31日—是闪耀着光晕的《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之日。

李焕之：冼星海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脱稿了。在创作的时候，我有时去看他，他总是热情地、兴致勃勃地把他已经谱写好的乐段唱给我听，他告诉我：“这首《保卫黄河》我是吸取广东舞狮的锣鼓节奏来写的，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衬托上‘隆咯隆、隆咯隆’，这是我的新创造！”他还很自豪地说：“我要写一部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英雄气魄的合唱，我采用大合唱的形式，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要用民族的特色，新的技巧来写。”

首演

邬析零：首演的时间已定在1939年4月13日，因此排练的天数总共约10天，时间不算宽裕。好在大家已提高了识谱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那次渡河，观赏过黄河壮景，又亲身与游击战士、抗日军民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共同战斗、生活、工作过，因而对作品所要展示给听众的一切，能较快地接受下来。平均每天练一首，4天之后已初步练就合唱、齐唱、轮唱共4首。我们上午练集体的，下午单练独唱、对唱。由于全队人员较少，担任独唱、对唱的演员都得参加上午的集体练唱。

4月3日，我曾带着慰问品去鲁艺向星海汇报排练进度和计划。

4月5日，我约请星海来西北旅社审听和指导。《怒吼吧！黄河》创作中运用的对位法，其变化之丰富，恐怕迄至那时在我国是第一份。我希望他能为我演示指挥如何用手势引出声部的交替出现。星海应约于次日来到西北旅社。总谱上列出的伴奏乐队，按品种说，有小提琴、竹笛、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口琴、锣、鼓、钹、竹板、木鱼共11种，其中低音二胡是鲁艺自制的，用装过煤油的洋铁桶作为二胡的共鸣箱，这些乐器是尽延安所有的。

我队（抗演三队）约三十人已经全部投入合唱队，是星海动员鲁艺音乐系师生组成乐队协助我们演出。乐队中有向隅、李焕之、李鹰航、李凌、梁寒光、汪鹏等。可能我队弹三弦的杨志远也参加了乐队。我因忙于排练声乐部分，分不开身，乐队的伴奏商请星海替代。

4月12日，抗演三队的大部分参加合唱的演员到鲁艺与乐队合乐，算是预演。我队与鲁艺音乐系师生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顺利。

4月13日上午，继续合乐训练，下午七时在陕公（大礼堂）开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

这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各界的告别演出，也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那天，担任男声独唱的是田冲，担任朗诵的是光未然，担任三弦伴奏的是李鹰航，担任二重唱的是史平和刘晨暄，担任女声独唱的是蒋旨暇，担任说白的是胡丹沸。

1939年邬析零指挥抗演三队成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大幕拉开前，演员的心情十分激动。当舞台上响起“朋友，你到过黄河吗？……”的洪亮诗句时，不久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渡河情景出现在面前，那是一幅惊心动魄的活的图画。不过，在舞台上当我们唱起“划哟！划哟……”时，我们已不再是渡船上的乘客，我们就是划桨的、掌舵的黄河船夫，包括那位老艄公，他现在也在我们队伍里，我们唱的就是黄河船夫号子。我们唱的时候感情是那样地投入，忘记了我们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听众，直到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我们才猛醒过来。

《黄河》第一首是《黄河船夫曲》，第二首是《黄河颂》，第三首是《黄河之水天上来》，第四首是《黄河对口曲》，第五首是《黄水谣》，第六首是《黄河怨》，第七首是《保卫黄河》，第八首是《怒吼吧！黄河》。田冲登台演唱《黄河颂》。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感情内涵是十分深远的，曲作者不容易谱好，演唱者也不容易完满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首英雄式的抒情壮歌，田冲用他善于控制气息的歌声，准确地表达了曲作家的要求，对作品作了相当好的诠释。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光未然亲自吟诵的。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来，一束聚光照亮了诗人的上半身。他身披黑色的大氅，遮住了他负伤的手臂，显得那样的英武潇洒。随着吟诵的节奏，他挥动单臂。吟诵者高吟低哦，速度有张有弛。听众席上一片安静，个个侧耳倾听，心情随着吟诵的声调上下起伏，随着诗句，走进诗中描述的情景。听众们陶醉了。

这一场演出，给延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永远记在我们的心头。

冼星海多年后在他增订的《黄河大合唱》五线谱的总谱本上，还提到了这场他称之为空前的《黄河大合唱》首次演出。

张颖（鲁艺学员）：《黄河大合唱》第一次演出是在延安的大礼堂（陕北公学大礼堂）。那时候鲁艺凡是懂音乐的人，几乎都参加了。不过，当时鲁艺刚刚办学，师生也没有多少人。但观众可不少，因为那时候在延安文化活动非常少，只要有演出，基本上礼堂全部坐满。当时，在礼堂演出不多，因为比较麻烦，还要布景什么的。能在大礼堂演出，说明《黄河大合唱》首演是非常正式且隆重的。演出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轰动的。当时觉得真是不容易，唱这么一个有好几段的大型合唱作品，其中有男中音独唱、女高音独唱，还有四部合唱。唱四声部合唱是第一次，我们原来也有过合唱，一般是二声部合唱。平常更多的时候是齐唱。所以对于这个，冼星海一开始也没有信心，不知道能不能演出效果。乐队说起来都很可笑，根本就没有什么乐器，我记得有二胡，有一个三弦，有一个锣、一个鼓，李凌会拉小提琴，就又加上小提琴，差不多就是有什么乐器上什么，甚至铁桶都上了，那个时候的乐队就这么“臭”。

李凌（首演乐队队员、音乐评论家、《新音乐》主编）：星海对于温柔、哀怨、忧郁，好像是没缘分的。《黄水谣》虽然没有《黄河怨》那样吃力，但其成功远不及《黄河船夫曲》及《怒吼吧！黄河》。

《黄河对口曲》仍有其质朴清脆的感情。

《黄河怨》，他是花了心力的，他在刻画这首歌曲的情感设计上用了许多功夫，层次起伏，布置讲究，特别是因景动情及悲愤的地方，非常到位。这首歌曲由某些才艺差一些的演员来表演，是很难胜任的。但（如果是）一个名手，则会把它表演得很出色。

与其说星海缺少纤细柔情的抒写才能，倒不如说他更切合于体现壮丽强烈的场合。

早期传播

从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首演至1945年9月15日抗战胜利，作品主要的传播方式是演出与出版传播，随着各地抗日歌咏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和《新音乐》等进步刊物的发行，《黄河大合唱》很快传遍祖国各地，成为最为广泛流传的抗战名曲。与此同时，作品也流传到海外。

邬析零：1939年4月16日，抗演三队在延安生产运动总结晚会上第二次演出《黄河大合唱》。之后，我离开延安再次赴前线、敌后。行前，我到鲁艺向前辈和朋友辞别，星海给了我一张他的签名照片。

4月末5月初，我们将《黄河大合唱》的歌声第一次带出延安，传播于晋西南、晋东南、洛阳以至太原。

李焕之：1939年4月，当时为庆祝即将到来的鲁艺建院一周年，在全学院的范围内组成了一支100多人的大合唱队排练《黄河大合唱》。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冼星海的亲自指挥下于中央党校大礼堂演出。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这场音乐会。演出之前，他再三嘱咐队员们：“要尽情歌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要把我们的全部感情贯注到歌声中去。”

晚会由冼星海亲自指挥，他身着灰色上衣，短裤，脚踏草鞋，挥动着有力的双臂，表情激昂，犹如在指挥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一样。

在合唱队前面，有一支人数不多的伴奏乐队也全神贯注地演奏着。乐谱是星海按照当时的乐器条件而编写的伴奏总谱。在当年物质条件极其缺乏的延安，要组成一支完备的乐队是根本谈不上的，只能是有什么乐器都尽量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吉他、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来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几位从广东来的同志就曾动手把洋油桶改造成低音胡琴。这可是一把“新式乐器”，它发出雄浑并带有金属共鸣般的声音。再看低音胡琴的侧面，还有一具“新式乐器”—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这个搪瓷缸子是我路过广州时买的一只瑞士产品，每天我都系在腰带上。星海看中了它，并将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一大把放进这个大瓷缸里。

当开头的朗诵词朗诵完最后一句“那么你听吧”的时候，星海手臂一挥，我就奋力摇晃着这具“新式乐器”，“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发出像那呼啸奔腾的浪涛吼声，这声音配合着合唱队“嗨哟，划哟”的雄壮歌声，烘托出万马驰骋之势。

1939年《黄河大合唱》演出乐队成员合影。前排左起：梁寒光、向隅、汪鹏、李焕之、白韦、庄映、朱荣辉、时乐濛、陶剑心；后排左起：李凌、谌亚选、韦虹、罗浪、李鹰航等

演出十分成功，在全场雷鸣般的鼓掌声中，毛主席站起来大声地说：“好！很好！”并紧紧地握住冼星海的手，星海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颖：当时在延有好几个学校，“抗大”“陕公”“女子大学”，等等，一大批，光是给这些学校的干部就演出了很多场。

李凌：在传播革命歌曲的同时，我们还不断组织群众性的歌咏团体，并且在重庆公演了《黄河大合唱》，公演的那天，剧场里观众爆满，就连通道上也是人挤人。大合唱由明敏指挥，光未然亲自担任朗诵，赵沨演唱《黄河颂》，赵启海、赵保定演唱《黄河对口唱》，瞿希贤用风琴伴奏。演出期间，剧场里群情激昂，国民党的一些特务本想寻衅捣乱，结果硬是被剧场里的气氛震慑住了，什么也没敢干。

严良堃：1940年初，我当时在“孩子剧团”，1940年初住在重庆郊区金刚坡下的“全家院子”，春夏之际又搬到了土主场。每个月《新音乐》出版后，“孩子剧团”就派人翻山到重庆城里去买回来，大家按照谱子排练。开始时，是把谱子抄在报纸上，贴在墙上让大家看着唱。到土主场后，就由我刻钢版，蒋肇赓油印，装订成一本，大家拿着歌本排练。《黄河大合唱》我们是排练一段，就在乡下演出一段；《新音乐》上都登完整了，我们就演出了全部的作品。我们“孩子剧团”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演唱《黄河大合唱》一般也是在农村。到村头用木板搭一个台子，或找到一个比较高的土台子，就开始演唱，除了演唱歌曲，还演出戏剧、歌舞等。来看我们演出的有农民，也有因战争迁到农村的机关职工和学校学生，没有座位，也不用买票，就站在那里听。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有什么就用什么，演出《黄河大合唱》时的乐器有脚踏风琴、二胡、口琴、笛子，还有锣鼓家伙。

我们的演出阵容还不错，一共有60多人，除了十来人的小乐队，演唱人员有50多人。一般都是演唱全部作品，有独唱、合唱和每段前面的朗诵，但很少演出《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段。有时因为没有独唱演员，就不唱《黄河怨》。我当时除了当指挥，也唱过独唱，前面讲的演唱《黄河颂》的事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合唱部分我们唱的是四部混声合唱，因为那时我们较大的团员都已经十六七岁，有的男孩子已变了声的，能唱男低音、男高音声部。

首演《黄河大合唱》的具体时间记不大清了，好像是在春夏之交，或是初夏。那时重庆也有一个合唱团，是由李凌他们组织的，他们常在城里演出。有一次，这个合唱团由词作者光未然亲自担任朗诵，赵沨唱《黄河颂》，指挥是李广才。有人讲，《黄河大合唱》是由我们“孩子剧团”在重庆首演的，说我们比李凌他们团的首演时间早。我觉得谁是“首演”并不重要。

邬析零：1939年4月末5月初，光未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原作带出延安，在重庆首次正式出版。（《黄河大合唱》早期得以广泛传播，刊物与图书形式的乐谱出版发挥了信息传输的主要作用。当然，早期在延安已有油印本流传，但通过出版渠道发行乐谱，真正使《黄河大合唱》走向全国与海外—整理者注）

李凌：我认识马思聪的时间是1939年10月，那时候我们都刚到重庆不久。他当时在中苏文协创办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及演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他带去了《黄河大合唱》等作品，思聪看了以后很感动，认为冼星海在延安是可以大显身手的。

我们办《新音乐》（主办方新音乐社，成立于1939年10月15日）会拿出较多的篇幅，及时向国统区的人民介绍解放区的革命歌曲，像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

严良堃：《黄河大合唱》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的革命战争和艺术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我们演唱全部作品之前，《黄河大合唱》的很多段落已经在重庆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内广泛流传。那时因敌人常在城市轰炸，很多机关和工厂都搬到了乡下，我清楚地记得，在从城里回驻地的路上，经常会听见《黄河大合唱》的歌声。有时从山头上传来高亢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有时田间会飘荡着清亮女声：“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甚至国民党的宪兵操练时，都会整齐地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要知道，那时候国民党宪兵是抓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可他们唱的却是从延安传来的歌曲，可见《黄河（大合唱）》的流传之广和对人们影响之深。

结语

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作品蕴藉与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存亡时刻表现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具体来说，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体现在《黄河船夫曲》“咳！划哟！嗨！划哟！不怕那千丈波浪高如山！不怕那千丈波浪高如山！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以及《保卫黄河》“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等坚定、高亢、充满动力的歌声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体现在《黄河颂》“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等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继承的承诺中，体现在《黄河之水天上来》中《满江红》慷慨激昂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忠国愤敌的旋律里；有“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体现在《怒吼吧！黄河》中“誓死同把国土保！”的铮铮誓言中；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体现在《黄河船夫曲》“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的宣言中；等等。不仅编撰者有此感受，《黄河大合唱》首演指挥也在回忆中感慨地说：“这一曲‘黄河船夫号子’，充分表现出我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坚定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周恩来在延安听后，为冼星海欣然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时至今日，《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发出的时代怒吼，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声音符号与音响图腾。作品不断演出传播，也不断激励着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奋进向上、不惧斗争、勇于胜利的一代代中华儿女。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规划项目《中国交响乐口述史料（1949—1989）的抢救性采集整理与研究》（19YJA760012）阶段性成果]

整理者：山西师范大学艺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音乐口述史学会秘书长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