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红军东征转战山西50余县，进行百余场战斗，“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宣传了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光辉一页。

打通抗日前进道路、以发展求巩固的重要决策

1935年，继侵占我国东北后，日本侵略军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救亡成为四万万同胞心中最急迫的呼声。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将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确立了东征山西的战略决策，明确红军东征的重点任务是打通抗日通路、巩固扩大苏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解放战争紧密结合起来。

当时的陕北地瘠民贫，红军缺粮少衣、弹药匮乏，还受到国民党重兵的封锁与围困，生存与发展压力巨大。毛泽东在阐述东征战略方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军东征山西是“以发展求巩固”的唯一正确抉择：向北发展无出路，作战需单纯攻打堡垒且无法征粮；向南开赴渭水以北地区，为张学良军队驻扎，是我们的统战重点，不宜作战；向西发展同样困难重重，唯有“取阎锡山为对手”渡河东征，才能突破困局。

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作为华北脊梁，东有太行山俯瞰华北平原，西有吕梁山纵贯南北，境内重峦叠嶂、关隘林立，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在当时日军已侵占热河、染指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红军进入山西，等于打开了通向抗日前线的东大门，可根据实际情况东入河北或北转绥远，对日直接作战。东征期间毛泽东也多次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等问题。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红军主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之后红军抓紧扩红，加紧训练，逐步集中到靠近黄河的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红军政治部先后发出《东征部队政治工作的训令》《关于东征地方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全军上下按要求普遍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并组织、培训地方工作团（队），以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后勤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主要包括：征调、训练水手；赶造船只；设立兵站、成立运输队，运输粮食、军需物资和伤病员；等等。同时，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实地察看地形，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先头师师长、先头团团长等深入黄河沿岸，详细侦察渡河点和对岸敌军的兵力火力配备等情况。根据侦察情况分析，最后确定了渡河地点。到2月19日，渡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全面就绪。

转战山西，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共进的重要行动

红军东征在山西历时75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月20日至3月10日，红军强渡黄河，初战吕梁，占领晋西有利阵地。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发起战役，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拉开了东征的序幕。红军分别从绥德沟口、清涧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晋绥军的黄河防线。正如《红军东征歌》所唱，“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杀气高，我们铁的红军……红旗山西飘，同胞齐欢迎”。至23日，红军完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之间各渡口，占领包括三交镇、留誉镇、义牒镇在内的数百里地区，胜利完成东征第一步任务。

24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训令，明确下一步任务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并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25日起，红军连战连捷，先后取得蓬门、关上等战斗胜利，迅速攻占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的枢纽地区。3月10日，毛泽东、彭德怀亲自指挥，红军在孝义兑九峪地区与晋绥军展开激战。红军在长达10公里的战场上布下袋形阵地，奋勇冲杀，击溃敌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因敌援兵迅速集结，未能全歼敌人，但予敌以沉重打击，粉碎了阎锡山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扑。

第二阶段，从3月11日至3月下旬，红军分兵南下北上，扩大战果。兑九峪战斗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休整。3月11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要负责同志，指出我军主力要乘胜东进，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12日，毛泽东在孝义县郭家掌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决定红军分左、中、右三路作战，以进一步发动群众、创立河东根据地。分兵后，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先后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100余公里；左路军北上，25日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成功牵制并调动晋绥军主力回防，之后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中路军转战于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运用“飘忽不定”的战术与敌周旋，牵着晋西方面的敌军“兜圈子”。

第三阶段，从3月下旬至5月5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红军集中兵力，打破围攻，回师西渡。为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孝义、隰县和石楼等地召开会议，会议围绕政治、军事、外交（统一战线）三大议题展开。一是传达讨论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决议与之相符，党中央的工作与共产国际决议一致；二是分析华北时局，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三是深刻分析当时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态势，进一步明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方法。

3月31日，红二十八军渡河参战，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4月初，左、右两路军向晋西集中，再次重创晋绥军。12日，在三角庄战斗中，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俘虏晋绥军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13日，红二十八军进攻三交镇。三交镇是山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该镇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水，对岸为陕北苏区的绥德县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占领三交镇有利于打通山西前线与陕甘苏区的联系。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亲赴前线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不幸被敌枪击中，壮烈牺牲。15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县，俘虏县长及民团300余人。17日、18日，红一军团扫除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沿河据点。

红军的节节胜利使阎锡山被迫将入陕“围剿”苏区的4个旅兵力全部撤回河东。同时，蒋介石为阻拦红军东进，紧急抽调部署于陕南、河南的中央军10个师入晋增援，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为保存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决定红军回师西渡。自5月2日起，红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毛泽东、朱德签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东征战役胜利结束。

红军东征山西，不仅是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东征期间，我党始终将统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问题予以考量，分别对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和蒋介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多次与张学良等会谈，中共主张得到积极回应。3月4日，毛泽东等通报与东北军六十七军订立的口头协定：互不侵犯、恢复交通通商、允许购粮等。3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大麦郊听取北方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汇报与杨虎城签订的包括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互派代表电台联络、十七路军助运物资及掩护人员、共同准备抗日等四项协议，中央批准该协议并加强对杨虎城部的工作。4月，毛泽东在康城接见被俘晋绥军团长郭登瀛，讲述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5月，托郭携亲笔信致阎锡山，提议“联合一致，抗日反蒋”。此后经过持续努力，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先于全国形成。

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接触也悄然开启。经宋庆龄安排，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张子华于1936年2月27日携南京信件抵达瓦窑堡。3月4日，毛泽东等电告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共双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磋商抗日救亡办法。这为后续国共谈判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一环

红军东征是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一环，是长征的继续和延伸，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前奏。

红军东征壮大了红军力量，巩固了陕甘苏区。东征期间，红军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筹款30余万元，收缴大量粮食、布匹、医药等紧缺物资。红军高举抗日义旗，在山西各地掀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扩充新兵8000余名。其中，年仅12岁的山西少年王东平报名参军，在前卫连担任通信员，被亲切地称为“山西娃娃”。东征红军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帮助地方组建30余支游击队。红军东征所取得的物资补给与兵员扩充，极大缓解了陕甘苏区的困境，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宣传，唤醒了救亡意识。东征期间，为做好宣传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增设地方工作委员会，连队组建地方工作组，动员地方干部及游击队分散开展工作，形成“人人做宣传员”的氛围。红军每到一地，便深入群众宣讲党的抗日主张，揭露阎锡山阻拦红军东进的罪行，使抗日救国成为全社会的强音。东征期间，党和红军多次公开发表抗日宣言，坚定昭示抗日决心。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宣布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为抗日救国宣言，明确告知全国民众，红军渡河东征其目的是出兵河北平津，直接对日作战。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东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当头棒喝，呼吁全体中国人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红军东征用实际行动在三晋大地播撒抗日火种，有力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救亡觉悟。

红军东征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凝聚了抗日力量。东征进程中，党和红军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赢得了群众衷心拥护，汇聚起强大革命力量。红军在山西的20多个县积极发动群众，将“最广大的基本群众抗日斗争与土地斗争”紧密结合，建立党组织和乡村苏维埃政权。每到一处，红军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汉奸、卖国贼及恶霸地主的财产与土地，公平分发给穷苦群众。在灵石县双池镇，红军干部带领群众将恶霸当铺中穷人所当之物无条件归还，没收高利盘剥的纸烟库。对镇内存粮丰厚的四五家粮店，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处置，多用于救济穷人和供给军需。红军抗日、爱民、守纪的优良作风，彻底揭穿了反动势力污蔑红军的种种谣言，让广大民众看清了谁才是真正抗日、真心救民的队伍，纷纷主动投奔红军、参与抗日活动。红军东征，以鲜明的抗日旗帜、坚定的革命行动、系统的宣传举措和扎实的群众工作，凝聚起团结抗日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 学习时报 》（ 2026年04月03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