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带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其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作月份，当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三、关于《毛泽东选集》的几份档案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