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德研究，军事思想研究有新进展。庹平《朱德总力战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指出，朱德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中最早明确提出总力战，并对其作比较全面和系统阐述的杰出代表。朱德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战略高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利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因素与日本打总力战的观点和主张，并在具体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军事理论宝库。胡苗、李正华《朱德与新中国海防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从海防的第一线地位、海防对解决沿海局势的重大作用、海岛的前哨和纽带地位等方面论述了海防的重大战略地位，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关于陈独秀研究，对旧说的商榷是主流。针对有观点认为，民主与科学只是陈独秀用来“震慑”反对者的，并非其具体主张，孟永《陈独秀是否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白学刊》第6期），考诸时人述说及陈独秀文章主旨，认为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确有其事，这不仅仅是一种合乎现实需要的政治叙事，更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事件。对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邢和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二次革命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关于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赵威《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江汉论坛》第7期）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另外，王爱云《陈独秀与文字改革》（《安徽史学》第4期）研究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文字改革方面的主张，指出其对文字改革的探索有时代局限性，但其中蕴藏的思想价值亦不应忽视。

关于瞿秋白研究，“第一人”说法不实。田子渝《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以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中共党史研究》第7期），强调历史语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中的重要性，作者以学界流行的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指出“第一人”说法有悖历史真实，不应采取用后来概念审视前面历史的“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容易误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始文本，造成概念之间的冲突。

关于张闻天研究，仍有争论。徐玉凤《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指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张闻天一度迷信共产国际指导，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从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在遵义会议后，灵活变通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并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总结，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意义。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还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夏东民、孙道同《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中央担任职务之考辨》（《上海党史与党建》2月号）认为，张闻天是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而不是党中央总书记。而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探索与争鸣》第8期）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是立论有据，因而尚无法最终判定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看来，争论仍旧存在，研究尚需深入。

关于陈云研究，有新的角度。迟爱萍《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的文献》第4期）探讨了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作用。会前，陈云进行了长时间调查研究，抓住了当时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调研报告针对性强，措施得当，得到中央认可并发挥了实效。会后，陈云在一系列会议上全面分析当时经济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对经济工作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意见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措施，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段娟《陈云对新中国区域规划工作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指出，陈云在处理新中国区域规划问题上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思想，对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布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经济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彭真研究，口述史料丰富。《百年潮》第9期、《北京党史》第6期集中发表相关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彭真的实际工作与贡献。体现了彭真的工作态度、人格风范。王汉斌口述、韩勤英访问整理《在彭真身边工作25年的片段回忆》（《中共党史研究》第10期），提供了彭真在巩固新政权、制定法律、作风民主等方面贡献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