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