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1973年6月，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对来自抗美前线的客人给予了十分隆重的接待，我参加了这次接待工作。

身患重病的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陪同毛主席会见，主持会谈和举行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我看见周总理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大门外，并走下台阶一直送到汽车前。之后，他又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专机抵达延安机场后，越南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市区。尽管事先并未通报周总理要来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仍有十几万延安群众不约而同地拥上街头，致使车队无法前行。我看见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下汽车，站在人群里，像交警一样指挥交通。半个多小时后，车队才到达宾馆。当时我坐在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汽车里，他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下午在向客人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总理对中方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时，他悄悄地登上了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总理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从庄稼地穿过。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是地方的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出来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总理已身患重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总理登上宝塔山，可能是向延安的父老乡亲作最后告别吧。

随后，总理陪同客人参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旧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写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总理停下了脚步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当晚，延安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总理和陕西省及延安市的领导出席。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总理站起来面对大家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发展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总理的指示，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20多年后我担任驻老挝大使期间，于1995年回国述职，外交部组织部分在北京的驻外大使、参赞到延安学习、考察。旧地重游，看到延安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想起总理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讲话，我思绪万千，心情无比激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向总理遗体告别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总理的遗体被停放在北京医院一个很小的普通太平间里。当时外交部规定，处长以上干部和高级翻译可以前去向总理遗体告别，每个处还可以推举一名群众代表。我既不是处长，也不是高级翻译，便主动推荐了自己，但亚洲司的领导不同意，说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轻人前去。下班后，我去部里政治部再次说明我的愿望，一边说一边流泪。政治部负责人康晓对我说：大家已经在院子里排队准备出发，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站在队伍里和大家一起去吧。走进北京医院，只见一队队解放军军官冒着寒风，一边手托军帽缓步行进，一边失声痛哭。周总理的遗体安卧在鲜花丛中，外交部的人员默默地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四人帮”被迫同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总理设置灵堂。由于朝鲜和越南驻华大使要前来转送两国领导人从国内运来的花圈，亚洲司便派懂朝鲜语的谭静和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值班。我们在现场看见解放军军乐队的队员一边吹奏哀乐，一边流着泪，情景极为感人。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时北京市已向各单位打招呼，让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但我还是去了。那天，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已经成了花圈的海洋。广场里停放着许多自行车，虽没有上锁，但秩序井然。我看见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推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放着一个大花圈，落款处写着“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前询问：“解放军怎么也敢来天安门?”其中一名战士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不敢？”不久，上级正式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的命令，接着便要求大家将抄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上交。我悄悄地用糨糊把抄写的诗词贴在床板下面，躲过了检查。

30多年来，中国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作为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此时此刻更加怀念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