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张家界，无论时间多么仓促，无论要走多么远、多么难行的路，我都要去看那棵挺立在旷野中的大树，那棵在风雨中生长了千百年的古树。就像我每次回到故乡桑植，必去看五道水那棵千年攀缘的紫藤；每次到了贵州，必去印江县木黄看那棵双躯交缠的古柏。

这三棵站在湘黔大地上像传说，又像绝唱的树，是父亲当年艰难转战的见证者，又是父亲离开后忠实地等待他归来的守望者。

三棵树，一棵见证了少年父亲揭竿而起，以他的血肉之躯，在黑夜沉沉的湘西，把旧中国的天空捅了一个窟窿；一棵见证了青年父亲带领红二军团与肖克带领的红六军团，在左冲右突中胜利会师。当第三棵树出现时，著名的红二方面军就将在英年父亲的麾下光荣诞生。

我现在要去看的，是站立在张家界慈利县溪口村外的第三棵树。

慈利是我母亲蹇先任的故土，外婆家就与溪口相邻，我从小在这片原野长大。命运的巧合使我相信，一棵树也是有灵性的，哲人爱默生就说过：“每棵树都值得用一生去探究。”

那是一棵古樟，在南方的村子里都能见到，普通又名贵，是树中的尊者和王。它们通常站在村庄后面的高冈上，与炊烟缭绕的村庄患难与共，苦命相守。千百年来，村里的人一代代老去，一代代诞生，唯有它们盘根错节，经年不衰，代表村庄和村里的先人极有耐心地活下去，直到活得根茎爆裂，孔穴丛生，巨大的树冠遮天蔽地，如同一团团蓬蓬松松的云停泊在村庄上空；直到活成村庄的传说，村庄的历史，村庄的神，让人一辈子念念不忘，深怀眷恋。

但我要去看的这棵大树，这棵古樟，却与其他村庄的古樟大不相同。它没有生长在高冈上，而是顶天立地，孤独站在一片开阔的河滩上，年复一年地守护着身边的那片坪地，那条似乎亘古以来就环绕着这片坪地静静流淌的河流。远远望去，那几根粗大的如同赤裸的手臂伸向天空的树枝，像大地竖起的一片旗杆，又像河水高举的一簇波浪。

坪，叫王家坪；河，叫澧水。

哦，我又想起我亲爱的父亲了！那时我父亲在经历南昌起义的凤凰涅槃后，作为党的核心组织中的早期将领，他再一次白手起家，在湘西重新拉起一支虎啸龙吟的红军主力。我也想起我亲爱的母亲，那时她作为父亲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经过残酷的战争洗礼，既成了这片黑暗土地上少有的播火者、战斗者，也成了我父亲相濡以沫的战友和伴侣。

父亲是1934年11月初到达溪口的，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这年的10月中下旬，父亲刚率领他在湘鄂西创建的红二军团和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胜利会师，组成了强大的红二六军团。而由我未来的姨夫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是中央红军被迫从赣南撤离时，特地被派到湘赣边来寻找我父亲的。两军会师后，中央命令我父亲出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率部返回湘鄂西，把几十万围困中央红军的国民党部队拖进湘鄂西的崇山峻岭，让在血战中越过湘江的中央红军得以向贵州遵义挺进。

红二六军团进驻溪口，意味着这支顽强的部队不辱使命，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危难时刻，只用几天时间便迅速插到了湘西的纵深。接着他们要做的，是利用大庸地区的特殊地形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同虎狼般扑来的国民党大军展开生死搏斗，为革命的持续发展作贡献。

大庸作为湘西的一个县名，是近几年才消失，变成了今天以大自然奇绝的山水闻名于世的张家界。父亲心目中的大庸革命根据地，是以天子山为中心，逐渐辐射和覆盖桑植、慈利、永顺、鹤峰等县。他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的山山岭岭烂熟于胸。当红二六军团开到他几十年后长眠的天子山下时，包括溪口在内的村村寨寨，无不向他敞开门扉，像搂抱自己的骨肉那样迎接他这支队伍。

明明知道参加革命九死一生，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铁血男儿，这些湘军后代，不论是种田的，还是在澧水河上撑船的；不论是苗族、白族、土家族，还是其他什么民族，只要扛得起枪，抡得动大刀，都愿踩着父亲的脚印走，跟着他高举的那面在血雨腥风中飘扬的旗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