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在关键时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同时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韩：1955年夏天以后，北京市改变了早期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做法，在全国带头实现农业社的高级合作化。您认为彭真改变部署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一开始北京的农业合作化搞得很稳，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一边发展一边整顿巩固。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彭真非常强调自愿的原则，他到南苑跟农民讲，你愿意参加合作社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退出来。在生产上，个人可以与合作社竞赛，看谁生产的粮食更多嘛！他在市委开会时强调，入社农户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40%多已经不算慢了。当时少奇同志也强调要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正在这时，1955年夏，毛主席发表文章批评邓子恢强调整顿合作社是“小脚女人”，要求加快合作社的发展。彭真也随着调整了步骤，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在短短几个月内，京郊农村就全面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韩：后来彭真是否谈论过这一话题？

王：后来彭真曾问我，北京的合作化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我说：党的威信高，党一号召，群众就响应。彭真笑一笑，没有表示。其后他同别人谈起：北京合作化为什么搞得快，王汉斌认为是党的威信高，党中央号召，群众就响应。他的言外之意是我说得不对，应该看到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

韩：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彭真都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调？

王：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养病，没有参加市委召开的会议。在我看来，彭真对右派的判断从“思想性的认识问题”，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的。但是实事求是是彭真的一贯作风，在“反右扩大化”的阶段，彭真根据毛主席指示，把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划为“中右”的标兵，他认为傅鹰是由于爱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不能划为右派。傅鹰作为不能划为右派的“中右”的标杆，在反右斗争中，以此为标准北京市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1966年《二月提纲》制定和下发时，我正在基层搞“四清”，没在彭真身边。他遭受批判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彭真领导起草文件历来很慎重，总是反反复复，多次修改，慎重考虑。《二月提纲》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就匆匆下发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有类似的意见，让搞一个学术批判的政策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