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彭真调干部、制定法律

韩：1979年彭真复出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就调您担任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王：1979年3月，彭真复出不久就担任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我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就要健全法制。他让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着你工作了十几年，我的水平与你差得太远，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你是客气还是真的这么想？我说：我实在不行，而且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条文，我看都看不下去。他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的。后来他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我进不去，他就派车把我接到大会堂南院。开完会后，就让我留下来办公。武新宇（时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说：你就跟彭真秘书在一起办公吧！

我是第一个被调到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当时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刘复之任研究室主任，我当办公室主任。法制委员会的干部包括司机在内，都是我调来的。由我亲自同调来的干部谈话，由武新宇签字同意调入。不久，武新宇找彭真，说他身体不行，要在全国人大开会前颁布七部法律，他搞不出来。彭真对我说：你还得管法律！就这样，从1979年３月初到6月，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这些法律获得通过。我国自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之后，《刑法》搞了33稿一直未通过。毛主席曾说过他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从本质上不愿意受法制的约束。

韩：作为在彭真身边工作25年的老部下，您认为彭真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哪些特点？

王：彭真在干部问题上历来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七部法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起草并通过，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法律室培养了几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项淳一、顾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们在那时就跟随彭真研究法律。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李琪那时在人大常委会担任法律室主任，也跟着彭真研究法律，“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迫害自杀身亡。

当时，在市委的领导干部中，宋硕（市委大学部部长）、宋汝芬（市委工业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书长）三人算是比较年轻的。邓拓、张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都不怎么管事，我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到现在许多同志都说我会培养干部，善于识人用人。我说：用干部要扬长避短。我先后在两个部门工作：北京市委研究室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这两个部门都出干部，有十几个正副部长，如王大明、张明义、欧阳文安、顾昂然、杨景宇、段柄仁、储传亨等等。彭珮云说过：市委大学部的干部也很优秀，但一个部级干部都没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我说：王汉斌反对“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因为当时我提出选拔干部要依据三个条件：一要肯苦干的；二要能动脑的；三要会动笔的。我提出的这种选拔干部的标准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