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有关指示仍然言犹在耳。忆当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所历经的种种坎坷，最终打开了军工产品国产化的大门，走上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我们可以说，没有聂荣臻元帅的领导和教谕，中国的导弹事业不知要推迟到哪一年才能发展。我从1956年开始，到因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一直受聂元帅的教导和关怀，很多情节，至今历历在目。谨缅述一二以表怀念。

一、坚持自力更生

1956年9月，参加五院工作的有关人员，从全国各地陆续到北京报到。当时苏联政府突然给中国政府一个照会，提出按中国目前的技术力量，不足以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展导弹研制工作，最好先选派一些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几年后，再由苏联专家指导他们开展工作。这意味着，中国要等上几年，才能开始研发自己的导弹（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苏联于1960年撤走专家，撕毁援助合同，苏联的这个建议，就不可能实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聂元帅要求已到五院的专家们，针对“我们下一步应当怎样走？”的问题展开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大体上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我国一百多项工业建设，都是由苏联提供专家和技术文件帮助我们完成的。导弹属于高新科技，苏联和美国也都还在发展，我国的技术比他们落后20年，想要自己开展研究试制，做一项自己没有看见过的产品（当时国内只有钱学森同志一个人见过导弹），其结果必然是夸夸其谈，一事无成，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浪费。所以应当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先派人去苏联学习，其他事以后再办。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研发导弹是一项新兴事业，我们应当抓紧时机，迎头赶上。不应等到别人有了成熟的结果，再向他们学。而且德国人开始研制V-2导弹是在1936年。既然大家都认为我国的技术水平比西方国家落后20年，也就是说中国人今天（1956年）的技术水平，大体相当于德国1936年的水平。当时德国人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导弹，而我们则已经知道导弹是可以制成的。德国人用了8年时间把V-2导弹打到了伦敦，我们只要认真努力，也可以用七八年时间研发出自己的导弹。

两种不同意见都反映到国防科委，主持科委工作的聂元帅认为，消极等待是没有道理的。他向党中央汇报时，提出了五院建院的三项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中央批准后，五院各方面人员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终于使苏联政府改变了看法。1957年苏联政府派遣专家到中国进一步了解工业配套情况，并在1958年开始提供P-2导弹的生产技术资料。

正当苏联同意提供导弹技术资料之际，国内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情绪。似乎只要发动了群众，一切技术问题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对此，聂元帅及时地指出：“自然科学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们引进苏联的技术资料，可以加速有关的工厂建设和人才培训，这是无疑的。但我们不能停留在‘仿制、仿制、再仿制’这样一个怪圈中，而是要通过仿制，理解各种导弹生产的‘当然’和‘所以然’，真正掌握导弹设计的理论，研制更高技术性能的导弹。”五院全体设计人员，遵照这一指示，在仿制工作中，对所仿制的导弹进行了全面的反设计工作，以验证自己所知理论是否与苏联的实物相符。遇有不相符之处，就认真寻找症结所在，并调整自己的设计数据和计算公式，从而坚定了信心。

1960年，导弹仿制工作完成。此时正值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五院开始自行设计第一枚国产导弹，该弹的射程大幅度地提高。但在设计中，个别人员由于受了“大跃进”的影响，以“群众意见”为名，变更了钱学森决定的设计方案，结果造成第一发国产导弹的首次实验失败。当时流言四起，认为没有苏联专家的指导，中国专家是不可能作出完好的设计的。面对多方面的指责，聂元帅坚持认为，第一次的设计，难免有小差错，应当再接再厉。经过群众的广泛讨论，恢复了钱学森最初确定的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两年努力，我国第一发自行设计的导弹终于试射成功。这成为中国技术人员有能力自行设计新导弹的示范。如果没有聂元帅坚忍不拔的决心，自行设计导弹的工作，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其他军工新产品的国产化设计，也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