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与方法

滥用或误用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个通病，党史研究也难逃其外。所谓“滥用”或“误用”者，似是而非、张冠李戴、时空错位、意义位移等等皆是。然而，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概念史研究并非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党史研究对于概念史研究，囫囵吞枣、急功近利固不可取，但熟视无睹、回避拒绝亦非上策。概念史研究对于党史研究所负的职责，是为党史研究开拓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当然需要界定或辨识“概念”的社会边界，但它更需要通过这种研究以观察党史领域的关键性概念，如何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施加聚合力和影响力，反过来又观察这些领域的概念如何塑造现代中国的社会与个体的历史形象。尤其是，借助党史领域的关键性概念，可以“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跨时代变迁，并据而探讨作为经验、预期和理论中的一种转型，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语言术语中‘把握’这种跨时代的变迁”（〔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73页。）。显然，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并不应局限于概念本身，它试图把握的是概念辐射的社会历史面相。

尽管绝大多数党史论著并不回避概念分析，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些论著并没有将概念史研究视为一种专门的研究类型，这或许是认知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学术上可行与否的问题。同样应当意识到，忽略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介入，党史研究可能遇到某种学术困难。斯金纳在一篇针对洛夫乔伊“单位观念”的批评性论文中，概括了学术研究中的两种“历史性谬误”：其一是“学说神话”，其二是“预期神话”。“学说神话”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或即兴论述当成一种“学说”，结果造成两方面的时代误置：一方面，由于概念术语的相似性，将某个理论家的某个论点当成新“发现”，而实际上这个理论家压根就没有这种思想意图；另一方面，试图从经典文本中找到解释者自己期待的某些学说。“预期神话”则“将观察者自己声称的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现的意义与这一历史时期自身的意涵之间的非对称性生硬地合并在一起”（〔英〕昆廷?斯金纳撰，任军锋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第60页。）。这种做法往往是“后观意义”上的，并没有给原作者的思想意图留下解释空间，只是观察者自己的“意义”。观察者似乎“看出”了过往文本中貌似熟悉的论点，却作出误人视听的叙述，而这通常又是以“影响”一词作为托词，以为这些貌似熟悉的论点是过往文本意义的“影响”。“影响”成了一种缺乏前提条件的解释工具。显然，在这两种“神话”上努力得越勤勉，距离历史实相也就越遥远。

寻找“学说”、推演“影响”，粗略看去，似乎没有受到干涉的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施展“辩护”技能，也可以兴高采烈地获得“发现”满足。问题在于，一旦进入严肃的学术场域，事实与假设、本意与后见、连续与断裂、背景与意图等，都会质询如何与为何，或者试图证明与证伪。经受这种近乎“审讯”的过程，对于党史研究中的一些“成果”，可能会出现措手不及，或言哑语滞的尴尬情景。不得不承认，党史研究领域的某些论题，或许无意间对以上“历史性谬误”不屑一顾，结果从一开始，问题就被误导。比如“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它是针对当今中国社会建构的一个用词，是中共对领导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表述，具有特定的丰富内涵。但是，这个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语境下的概念用语，却吸引了某些论者的目光，于是历史想象被延伸至遥远，深度“挖掘”史料，以便再现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曾经也在建构“和谐社会”，并且还言之凿凿地“发现”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此中佛心用意固然可嘉，学术之胆亦可称勇，但殊不知，根据地时人对“和谐社会”毫无概念，至多只有某些近似的用词，内涵上并不搭界，并且就根据地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而言，也很难想象能够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措施，顶多心存理想，更不用说在实践上实施这种社会的建构行为了。概念的时代误置不受条件限定的“影响”，推论出的只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察。

盘旋于“历史性谬误”之上的概念辨正，并不是举一两个例子就能够打发的。但就一个概念的运用可靠性，应当将其置于与它同期概念兼容的框架内来分析。就像“和谐社会”一词，它不能与当今社会的其他用语相脱离，对它的考察应当兼顾周边的社会性概念的意义存在，如与“经济社会”、“公平公正”、“稳中求进”等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与周边语境同构的概念为伴，是一个概念在特定时期意义存在的指示器。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对一个概念历史演变的探讨，必然涉及这个概念在历史时段中的基本用法，而“历史时段”是个约束性的规则，它对概念内涵可能产生变异性的冲击。因此，这就要求应当考察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在“历史时段”中同一个概念内涵的连续性与变异性；其中的辨识途径，就要看这个概念与“历史时段”的其他概念或用语是否处于同构或兼容的关系之中。“人民”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在中共理论概念的发展史中，这个概念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并不具备一致性。特定时段的“人民”指涉，往往与这个概念同其他用语的关系相关，亦即它们是同一个语义场的相关性成员。“群众”、“民众”、“大众”、“群体”等都可以成为判别“人民”概念意义蕴涵的坐标。“人民”概念的对立性概念“敌人”，同样是理解“人民”概念特定含义的助手，只要它处在与“人民”概念“历史时段”的同构关系中。显然，确认一个特定概念的意义生成与演变，相邻伴随的其他用语词汇的解说性服务，恐怕比起这个概念的“自话自说”显得重要。

语义场概念分析仅是概念史研究的形式化手段，尚不足以满足党史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的意义阐释。因此，社会的历史情景分析的介入，就构成研究分析的另一视角。这种分析视角在两个互动层面展开——社会历史分析使概念获得重新定位的机会，而概念的历史化阐释又使得社会历史面貌重新展现，双方互为“他者”，各自从对方窗口瞧见自己、叩问自己、发现自己、阐释自己。

表述中共政党行为的概念范畴，通常浓缩为理论上的政治语言。它既是一种政治术语，也是对政治行为的表述性概念。这些概念大都因政治需要应运而生，因此，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首先必须了解这个“运”——时代之风云开阖的状态。政治概念意蕴的变化，也会因政治局势的变动而变换意义指涉，其中的概念内涵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都取决于这个概念应对政治局面的改变。中共甫一建立，在党纲中就确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这里的“社会革命”概念，显然是中共因应中国社会变革政治行为的一种表述，理解这个概念，就意味着理解中共政治革命的内涵。问题是，这个概念意指什么？“社会”出了什么问题？“革命”为何而来？在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过程中，概念内涵是否保持一致？“社会革命”无疑是对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那么，理解“社会革命”这个概念，非但要诠释以上基本问题，而且要揭示“社会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诠释与揭示中，还原“社会革命”历史涵义的延续、转变和革新。

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正途，或许采取这样的路径同样有益，即从某个关键概念分析出发，借助史料语言叙述，回溯性地再造党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关系。这是一种构成式的复杂制作——事件的起伏与回旋、时间的连续与断裂、人物的荣辱与沉浮、因果之链的缠绕与离合，诸如此类构成历史面相的要素，都须经历这样的历史情节制作。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认知基础上，对党史概念的演变分析，就可能为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更迭提供指示，而且通过概念演变轨迹的描绘，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大众心理、集体表象、意识归属、集体记忆等，也可能被解释性地表达。如对“阶级”概念的分析，既可揭示现代中国社会阶级分层的结构，由此观察中共从中获取何种要素，并用作建构革命策略理论的依据；亦可以借用“阶级”概念表达词汇的使用方式，观察人们如何认知具体的社会阶级构成，由此呈现的基本立场、态度、情感、心智等又如何左右人们“阶级”观念的形成。尤其重要的是，对“阶级”概念演变史的分析，可以考释中共早期理论中，对“阶级”这一原本只是表示社会阶层的概念，在其后的理论建构中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化的“阶级”概念，又是如何成为判别阶级立场、划分阶级成分的历史缘由（已有研究可参见栗荣：《“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这一系列的分析，可以对再现中共阶级理论的社会实践得失提供基本判断。

与历史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党史领域存在的关键性概念，总是内在地聚合与党史相关的大量社会性信息。从中挑选出的关键性概念，都不是纯粹的空洞词汇，它已经“先在”地吸取了它被使用时的社会意义语境。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概念蕴涵着多种潜在的、多歧的意义。因此，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不可能是单向度的解题问答，任何一种决定论同样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