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对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启迪与促进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学理性阐释，给予毛泽东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他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结晶。

1.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益启示。延安时期，毛泽东几乎读遍了当时可以读到的哲学著作，并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和观点。1936年10月党中央甫定陕北之际，毛泽东即致函叶剑英、刘鼎，嘱托他们购买一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并点名要购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8页。）。延安时期,毛泽东既读过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读了不少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著作。（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目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毛泽东不仅阅读这些哲学著作，而且写了大量的批注。如他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万字的批注，并从头到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对《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都作了批注。这些批注既有评价性的，也有运用书中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阐发的，其中有些内容直接构成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基本元素。

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艾思奇的哲学著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艾思奇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以及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关系的阐述，对毛泽东《实践论》中关于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总公式的概括产生了直接影响。艾思奇在《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等著作中，对于矛盾统一律的根本地位、事物变动“内因与外因”“差别与矛盾”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对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的观点以及“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启示作用。此外，艾思奇关于思想方法论的论述对毛泽东也有启示。毛泽东在读《思想方法论》一书时虽然只作了35个字的简要批注（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51页。），但他却接受了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思想方法论”。“思想方法”成为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正是因为受艾思奇著作的影响较大，毛泽东才多次说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2页。）。这绝非谦辞。

2.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对这个理论形成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何干之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新的民主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促进了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如，（1）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在1925年冬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4页。）一词。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认为，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 （《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7页。）。1938年3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中，专门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 转引《毛泽东延安时期文稿两篇》（1938年3月—1941年10月），《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不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且对这一概念的阐发超过了以往任何论述。同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强调。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毛泽东这一时期经常使用的概念 （据笔者检索《毛泽东选集》第2卷统计，毛泽东在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间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类似概念达13次之多。），并逐渐为党内高层接受，成为全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石。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等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何干之的理论探索。早在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理论界就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六大决议案认定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但并没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其后“新思潮派”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专业性的研讨。他们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其观点也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论靠近。几乎与此同时，张闻天、王学文、吴亮平和陈伯达等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但是，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自觉系统地论证的是何干之。他在1934年到1937年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读本》《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等著作，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特别是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完整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影响。 （这一观点学界存有争论。参见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2004年第9期；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2）关于中国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及革命分“两着”进行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性质如何，应该怎样进行革命？这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党的历史上，由于对中国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曾先后出现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思想，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6年，何干之在分析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着”进行，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观点。“毫无疑问，何干之的这一观点，在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此外，张仲实、陈伯达、王学文和吕振羽等理论工作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阐明中国的民族革命问题也有很大启发。

3.党的理论工作者为毛泽东创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贡献。抗战时期，毛泽东写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是其中的光辉典范。《论持久战》固然是毛泽东个人洞悉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伟大成果，但其中也凝结了何干之、何思敬等人的智慧。其一，何干之在1936年前就提出了“持久性”抗战和建立“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观点（ 刘炼：《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其二，《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在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听完何思敬的讲课后(也许在学习中)开始写的。“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

4.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倡导及理论论证给了毛泽东深刻启迪。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一方面固然是源于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把握，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自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学术界，尤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倡导的“中国化”思潮是分不开的。早在1937年，“从贤”即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的口号，倡导“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李初梨认为在马列主义具体化与通俗化方面，过去十年虽有进步，但“仍然不够”，还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 （李初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何干之勉励陕北公学学生把“理论武装”和实践武装结合起来，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使理论成为实践的指针（ 何干之：《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陕北公学开学纪念特刊》，1937年11月。）。艾思奇提出要振作哲学空气的主张，他认为要使哲学“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柳湜提出：“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的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 柳湜：《延安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战时文化》1938年5月创刊号。）。陈伯达也指出：“中国新哲学者，大部分（即使倾向是很好的）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因此，要“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 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1936年9月第4卷第9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化”的研究和倡导极大地影响了深受教条主义之苦并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的毛泽东，他在深刻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接过了“中国化”这一反对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来源学界有争议。参见〔美〕雷蒙德?怀利（Raymond F.Wylie）著，林育川译：《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董标：《延安新哲学会：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笔者认为，该命题不是源于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党的领袖顺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与知识界推动“中国化”合力的结果。）。

5.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除一些技术性文件外，毛泽东的著述绝大多数都是“亲自执笔，一般不用秘书代劳”（ 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但是翻阅《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这部对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就是“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页下注：“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但哪几个同志参与了第一章的起草，目前学界有争论，参见张静如：《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张希贤等编著：《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页。）。该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出版了约110版次，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历史类书籍之一。毛泽东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除如上文所述吸收了何干之等人的一些理论观点外，还在1940年1月21日和23日连续两次写信给周扬说：“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请加审阅、指正、批示” （刘益涛：《十年纪事1937年—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此外，毛泽东还致信吴玉章请他也对文章进行“阅正、指示”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6页。）。可见，《新民主主义论》虽不能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至少是参考了其他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