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理论互动的当代启示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之间的理论互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理论互动说明，在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党的领袖的作用是主要的，它规制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方向，甚至预设了理论创新的成果，但理论创新又不是党的领袖个人所得而私的东西，它还需要借助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努力，以实现理论化、系统化和大众化。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第一，党的领袖一般都具有特殊的品质和社会地位，更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历史发展，把握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基本国情的把握更准确，更有理论创新的精神，他们能够在借鉴和吸收全党、全社会理论智慧及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党的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由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袖群体建构和诠释，并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历届领袖群体接力创新的成果。

综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史可以发现，每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的提出和每一次巨大理论跃升，其首创者或完成者都是党的领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关键点在于：其一，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处于统揽全局的地位，各方面的信息都在他这里汇集、碰撞、聚化，便于他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矛盾的实质，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其二，党的领袖通常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典范，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1941年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发出的“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的感慨，就是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意识的直接表现。其三，党的领袖对于理论创新的预期成果有明确的认识，有能力引导理论创新实践活动以正确的方式，朝科学的结论迈进。其四，党的领袖能够团结和带领一批杰出的理论工作者协同工作，并对理论工作者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和必要支持。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处于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核心地位。这使得他有条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科学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揭示教条主义危害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团结和影响一批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学习、研究、宣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指明方向。毛泽东思想从概念的生成到理论的体系化，从理论工作者的个人认识到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毛泽东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才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袖，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及时代潮流的变化，在全面系统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理论原则，通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把这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丰富发展，既体现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在理论上的不断成熟，又体现了党的领袖在理论创新上的自觉自信。

第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可以促进、丰富和完善党的领袖的理论研究，使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加学理化、系统化；党的领袖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有待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向大众宣传、阐释，使之化为大众的思想武器。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凝聚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如前所述，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毛泽东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学理化、系统化、大众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工作者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积极的理论创新。有些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受到党的领袖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如1978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对于破除“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促进思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理论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倡导和使用的新概念，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为党的领袖所吸纳，融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还有些党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建构，如胡乔木、郑必坚、龚育之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被邓小平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起草的过程中，就吸纳了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多家单位的理论工作者，凝聚了他们的智慧。十二大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或决定，也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组织下，由党的理论工作者主要担纲完成的。近年来，一些杰出的党的理论工作者被邀请到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办专题讲座，就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专题问题同党的领袖进行共同研讨。此外，党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研究、宣传教育活动主力军，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党的理论工作者与党的领袖的理论互动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全过程，两者相得益彰。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在此过程中，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围绕一个共同的理论创新目标，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吐故纳新、健康发展的理论生成机制。这种理论生成机制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理论创新过程中所独有的。

党的领袖基于研判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的方向、核心概念或具体任务（有时这些概念直接来自于党的理论工作者），引导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路向。党的理论工作者则凭借相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这些理论创新方向、核心概念或任务要求展开深入研究，使之学理化、完善化和体系化。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党的理论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则、基本路径和理论成果等方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科学性与合规律性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此后，无论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都在党的理论工作者中掀起了研究热潮，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当前，党的理论工作者正就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使之进一步学理化和体系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宝库增添新的理论成果。

此外，党的领袖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 创设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支持、鼓励和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创新,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及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为形成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工作者良性学术互动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本文作者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BKS02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延安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1YJC71007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