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齿轮座剧团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随后又先后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先生、谢富治的追悼会。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多次在外交部为廖承志“复出”大造“舆论”。在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会议上，他话里有话地对外交部军代表说：“你们怎么都说不清楚呢？我要给你们请个顾问!”到后来，周恩来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当为廖承志仗义执言。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日语翻译的林丽韫当时多次亲耳听到周恩来焦急地问：“廖承志问题做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日本通!”“请廖承志当顾问，这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紧，我需要廖承志参与工作，你们抓紧工作，把廖承志给解放出来！”“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好几次。在总理的关注、督促下，外交部的军代表、军管小组，才把他解放出来。”“是总理将他保护出来的，并安排他任外交部顾问。”

　　3个月后的4月3日晚上20时，廖承志携夫人经普椿正式“站出来”工作了！这对伉俪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一起会见并宴请日本朋友、甲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垦信行先生和夫人垦久代。当邓颖超请客人喝茅台酒时，周恩来说，茅台酒也可叫长征酒。1935年红军长征，在贵州茅台镇要过河时，发现了那里的酒非常好。周恩来其实是借“茅台”说事，他老人家今儿个高兴！“小廖”、“廖公子”完完全全“解放”了！

　　廖承志终于正式披挂挥戈上场，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紧张战斗中去了。廖承志这位中国对日事务的“大将”一“升帐”，众“金刚”见天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差不多同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的1971年9月末，周恩来将一些对日工作专家如萧向前、孙平化陆续从农村“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组建对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攻坚阶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命的仅有的两名外交部顾问。一位当事者这样回忆：“中日关系处于复交前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召集对日工作有关的同志开会。廖公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在会上做报告。……他站在讲坛上，讲形势，讲任务，我们与会者都感到他的心胸开阔，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