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年潮》杂志

　　40年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日本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曾给予高度评价：“他……铺平了对日关系上一条广阔的道路。多亏他这种作风，流水般地导致了两国邦交的恢复，促进了后来交流的发展。”但不太为人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廖承志被批判，早已靠边站了。周恩来为了“解放”廖承志，精心策划，连走三步妙棋。

　　中日邦交正常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从披露的现有资料看，周恩来至迟在1970年末、1971年初就将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最牵动周恩来的是要重新组织因“文化大革命”而天各一方的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班子！

　　据新华社原驻东京特派记者吴学文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的涉外工作中有个外事小组，由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任组长、廖承志是副组长。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日本组先后由杨正、王晓云任组长，组内有几名工作人员。最初由廖承志召集与日本有关的各部门涉外干部开会，后来日本组起到召集人的作用，会议多在廖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传达、讨论、研究、学习对日方针政策、日本形势……日本组可以通天，可以及时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意见，所以对有关部门的对日工作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有关计划多经日本组报国务院外办或党中央批准。……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工作方针，又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

　　当时对日外交中还有“一老二公四大金刚”之说。“一老”指郭沫若，“二公”即西园寺公一和廖承志，“四大金刚”指廖承志麾下的对日事务专家赵安博、孙平化、萧向前和王晓云。

　　廖承志是周恩来对日事务的“首席助手”、“大管家”和“不管部长”，被誉为中国头号“知日派”和“中日关系第一人”。还不到50岁，他就被尊为“廖公”。廖承志去世后，吴学文充满感情地写道：“廖承志同志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对日工作总负责人。他把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领会与运用、对日本情况的理解与分析、同日本人士父一辈、子一辈的情谊与交往，三者融贯在一起，在中日关系上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作用是他人无法代替的。”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生在东京大久保，由日本乳母带大，被毛泽东戏称“宝贝”。1972年9月27日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东指着廖承志对田中首相说：“他出生在日本，这一次你们把他带回日本。”“廖承志先生在日本很有名。如果他参加参议院的全国区的选举，一定能当选。”受到毛泽东感染的田中首相笑着说。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也曾说，廖承志在日本人民心目中和“周恩来先生一样熟悉，都是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与亲善尽力的无与伦比的人物”。

　　要打好仗，队伍建设十分重要。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战”情况表明：周恩来精心设计了两条与日本的联系渠道：一条是以姬鹏飞、陆维钊、王晓云和陈抗为代表的中国外交部部、司、处三级官方外交渠道；另一条是以王国权和孙平化、萧向前为代表的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及其驻东京联络处等民间外交渠道。而枢纽人物就是廖承志。据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

　　然而在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 廖承志“运交华盖”，孙平化、萧向前等也皆以“戴罪之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廖承志一度称蒋介石为“世伯”，与国民党高级将领“称兄道弟”，和众多民主党派人士、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过往甚密，还有无数日本各界朋友……“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他自然在劫难逃。廖承志的王大人胡同家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进出客人必须登记；派出所和机关“造反派”时常来“光顾”“查户口”。1966年底，根据周恩来安排，廖承志住进中南海“写检查”。1968年夏天，廖承志被“转移”到养蜂夹道外办机关继续“监护”。1969年1月，他又被移至北京西皇城根民政部大院后院平房关押。在旧中国7次坐牢的廖承志幽默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次算“半次”。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干事少不了好帮手。像廖承志这样中国最著名的“日本通”，如果不“解放”出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就难以着手展开。因而，周恩来要重新组建恢复对日外交班子，首先就要排除万难，“解放” 廖承志！